▲6月3日，山东省首起异地审理的行政诉讼案件在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开庭。新华社发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定于今日至12月28日在京举行。除了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废止《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草案，本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审议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这也是行政诉讼法自1990年10月1日施行以来首次启动大修。

专家表示，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初，因其首次将“民告官”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确定下来，曾被认为是巨大突破。然而这部法律实施23年以来，“民告官”之路走得并不顺畅，行政诉讼法在受案范围、管辖、审理程序等方面颇存争议，实践过程中存在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三大“顽疾”。

“民告官”多因拆迁

著名律师袁裕来先后代理了数千件行政诉讼案件，据他介绍，这些案件绝大部分与征地、拆迁有关。

1987年，浙江省苍南县农民包郑照因为房屋被强拆，将苍南县政府告上法庭，成为“民告官第一人”。两年后，行政诉讼法在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获得通过，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23年来从未有过修改。

“它改变了长久以来人们‘官贵民贱’的观念，使得老百姓和政府能够坐在同一个法庭的两端，来接受法院的裁判。”对于这部法律的出台，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曾给出这样的评价。行政诉讼法给予“民告官”以法律依据，越来越多的公民、法人、社会组织开始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护权益，向政府“讨公道”。

然而，20多年来，行政诉讼制度的运转也出现一些问题。

公开数据显示，自1990年行政诉讼法实施至2012年，全国法院一共受理一审行政诉讼案件191万余件，年均83168件。

学者刘行日前在《法制日报》撰文指出，目前全国法院行政案件年受案量在12万件左右，“相对于全国数以万计的行政机关，不计其数的执法活动，每年区区12万件可谓九牛一毛都不到。这与民众表达诉求的强烈愿望，以及政府依法行政水平的实际现状都明显不相称。行政诉讼告状难已成为社会公众普遍反映强烈的问题之一，在法院各类型案件中表现最为突出。”

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主任袁裕来在坊间有着“行政诉讼第一人”之称，2000年以来，袁裕来先后代理了数千件行政案件（包括行政复议和诉讼），告过260多个行政机关。

“这些行政诉讼案件绝大部分与征地、拆迁有关。”袁裕来说，十多年来，他的被告从基层政府一直到国家部委，“在浙江，几乎没有哪个地方政府没有被我告过。”

尽管代理的多个重大案件胜诉，但袁裕来深感行政诉讼不易，“很难，非常难！”

原告胜诉不到一成

专家表示，我国行政诉讼审判效果和质量不容乐观，“究其原因，就是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有形无形的方式对行政审判加以干预”。

在现实中，行政诉讼被公认有三大难：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

“起诉书递上去，有的法院根本不收，不立案。”袁裕来说，法院往往不会给出任何理由，就是不予立案。不能立案，就意味着无法进入司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