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篇体现改革

记者:本书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黄书元:我觉得这部书最大的亮点是谈改革,从开篇到最后,通篇体现改革,改革贯穿始终。它不仅生动地记录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而且科学总结了新形势下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宝贵经验,全面反映了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取得的理论创新成果,是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的重要历史记录,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文献性。

长春同志提到过一个“猫论”,说本来猫抓老鼠天经地义,可我们总是喂猫吃鱼,本意是鼓励它抓老鼠,可后来猫就觉得喂鱼才是天经地义,就不抓老鼠了。这说的是有些剧团本来应该开拓市场,现在都被人为地养了起来,结果被市场“炒鱿鱼”,边缘化了。读起来很有意思。

记者:哪些内容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

黄书元:很多内容印象深刻,印象最深的是书中有两次转述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同志的谈话:“2004年在研究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时,胡锦涛总书记曾对我说,这种(事业单位)体制问题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解决,不能再传给下一代了,不外乎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这种话是我们过去没有听过的,分量很重,反映了党中央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心,也提供了路径。

在探讨文化体制改革问题时,书中举了很多特别鲜活、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也让人印象很深。比如“你不能占领市场,只能占领领导,就不是真正的社会效益,因此也就不是优秀作品。过去一些地方有这个倾向,千方百计到北京演出,然后通过各种关系,找领导来看看。领导来看,当然要说几句鼓励的话,有的都出笑话了,说是领导看完了没表态,回去没法传达呀,千方百计套出个好话来:‘你看怎么样?’最后领导烦了,说‘好、好、好……’于是回去传达就说,‘震动了领导,连说三个好啊’。”

这些例子既生动也非常切合实际情况,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要搞文化体制改革。

“长春本人审看了4次,对每篇文章逐字审定”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本书编辑出版的缘起?

黄书元:2012年9月26日,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很多同志向长春同志建议,把他十多年来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的讲话、谈话、文章、批示搜集整理,十八大后出一本书。书稿内容的整理选编主要由文稿编辑组负责,之后,我们接过来,前后单样书就印了9次,长春本人审看了4次,对每篇文章逐字审定,书稿基本定型以后,还3次向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征求过意见,最后由中办审批通过。期间,我社参与的编辑人员就有20多人,专业校对也有20多人,从我们拿到书稿到出版,前后工作了8个多月。

记者:书中收录文稿91篇,照片69幅,选择标准是什么?

黄书元:本书收录的文稿绝大多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都是与文化体制改革相关的内容。有些文章进行了节选和摘录,并减去了不同文章间重复的部分。选择集中于文化领域和重点体现改革发展思想,能体现理论性、创新性和可读性的文稿,所选文章没有老生常谈、陈词滥调,充满着新思想、新观点、新思考。

收录的照片都非常生动,信息量很大,绝大部分都是长春同志在基层调研考察的工作照,侧面反映了他这些年的工作实践,细看之下,背后有许多故事。比如新华社记者拍摄的一张在藏民帐篷里调研的照片——在西藏海拔4700多米的高原上,长春同志在藏民帐篷里拿着电视遥控器选台,检查太阳能电视机能不能收到电视,一旁桌子上的鲜奶还冒着热气,这是他深入基层调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的一个侧影。有很多这样接地气的照片,我们能从中读出很多东西。

记者:长春同志对本书有没有具体要求?编辑过程中难点何在?

黄书元:长春同志对这部书的要求就是保持文稿的历史原貌,客观真实,充分考虑读者的阅读需求,力争取得理论性、思想性、历史性和可读性的有机统一,所以对书稿没有进行大的改动,几次征求到的意见也主要是对时间、地点、人名等事实细节上有些修改。

编辑难点有两个,一是前期,编辑组从庞大的资料中整理挑选出与文化体制改革相关的稿件；二是给书中内容加注。有人说所有学问里,下注是最大的学问,你要去找到每个词的来龙去脉,并且讲清楚,这属于文稿之外的新创作,需要翻阅大量的资料进行核对,这是我们投入精力较多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