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像小邹一样安慰自己：“我们工资不多，但买房至少还可以享受公积金贷款。那些老百姓收入更低，也享受不到政策。”不过，他实在不明白中央机关的同龄人还有什么可迷茫的，“他们每个月工资能到3500吧？”

部委大院里的公务员小李确实比小蒋挣得多，可他并不想一辈子待在机关里。“每天老老实实上班，一直到退休，然后去老干局报到……想想挺可怕，人生这么短，只有一种经验太可惜了。”

父母无法理解小李的苦闷，老老实实上班、每天拿工资一直到退休不是挺好吗？“他们觉得这就是很好的人生了，但咱们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人生啊！”小李叹了口气。

不仅是机关里的男青年，常被认为重视家庭生活的女同志也会考虑离开体制。在上海政府部门工作的小陈好几次考虑过辞职。可别人问她想去什么地方时，她停顿了一下，有点颓丧地说：“你不应该问我想去什么地方，你应该问我还能去什么地方。除了会打字、会写文章、会组织会议、会安排座位、会跟领导打招呼外，我现在什么也不会。”

“体制就是围城，一旦进来就会被束缚、固化，甚至思维都会非常体制内，有一天想走的时候，已经不适合了，那还是在貌似安全、貌似温暖的体制里呆着吧。”小陈说，目前她不打算走了，怎么着也得生完孩子、享受体制最后的福利再说。

当年，小邹和其他的“小×”们准备国家公务员考试，小陈参加了上海市地方公务员招聘。为了和男朋友在一起，新闻系毕业的她放弃了家乡都市报的工作，留在上海，在办公室里写“八股文”。一次，她在单位举办的活动上，遇到了当记者的大学同学。

“多多支持咱们局的事啊。”小陈老练地说。

“多给我们提供线索啊。”同学也挺客气。

小陈后来感慨：“那真是种很奇怪的感觉。”

“这是个挺危险的信号，毕竟国家的治理还是要靠我们这一代人”

纠结了一年多，小邹还留在机关里。现实中，想要体验不一样人生的小李也没有离开，他马上要当爸爸了，这个时候需要体制内的稳定。

但小李的一个女同事已经忍受不了。机关工作压力大、收入低、职位又上不去。父母在北京给她买了房子，她打算如果涨到10万元一平方米，就卖了房子，辞了工作，回没有雾霾的老家去。

按照一个中央机关公务员的观察，她身边那些留在体制里的“80后”，主要是两种人：一种家在北京，什么都不愁，工作让父母满意，经济上还能得到支持；另一种家在外地，工作几年还在租房。

这个年过30的北京女孩问过外地来的同事：“你们也挺年轻的，为什么要当公务员呢？”他们说，老家人觉得能在这里当个“京官”，是件很荣耀的事情。

就算留在机关里，这些年轻人对自己的状态也并不满意。2009年，当小邹和小魏、小李等人成为一名公务员，梦想着开启不一样的人生时，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名学生刚完成他的硕士论文。这个公共管理专业的研究生通过收集202个上海40岁以下公务员的调查问卷后发现，他们的“工作投入”并不理想，特别是26-30岁之间、工作4-6年的公务员，这个群体的职业满意度和工作投入最低。论文中这样分析，这个年龄段正处于适婚年龄，要面临婚恋、购房、装修、生育等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