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学着烫发、跳迪斯科的时候，他们也许不曾想到，地球另一端有人认为中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当时在巴西已经有一场激烈的讨论了。媒体报道说中国已选择了资本主义。巴西共产党信以为真，还和中国断绝了关系。”这是巴西“红二代”弗拉迪米尔·波马尔对当时情景的回忆。彼时45岁的他在巴西从政，父亲佩德罗·波马尔曾是巴西共产党高官，访问过中国并受到周恩来接见。

父辈对中国革命激情澎湃的谈论使弗拉迪米尔·波马尔一直关注着中国发展的进程，他经常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葡语广播，并接触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著作的西文、法文版本，而当时国内的论战让他迫切想了解中国发生的变化。

1981年6月，弗拉迪米尔·波马尔最终如愿以偿，带着大大的问号，和妻子第一次来到中国。

行程很紧，始于北京，包含成都、重庆、南京、杭州和上海，甚至还包括建设大坝之前的三峡。参观的重点是正在进行改革的农村，他们和中国人对话，也和社会团体有接触。“我们对价格调控和家庭承包对产量增加的作用非常惊奇，对过去的人民公社改造成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也很吃惊。”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改革，而改革最早始于农村，不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推广，粮食统购价格也大幅提升。在1981年，中国还明确了个体经济的地位。

“我的朋友们认为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我并不这么看。”弗拉迪米尔·波马尔说。“我在60年代中期就设想，中国可能需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定程度上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才能解决发展的问题。当1978年得知中国有所‘改变’后，我毫未迟疑地相信这些变化代表着一条必由之路。”

经过22天的“亲眼所见”，波马尔认为自己的观点得到了证实，他相信“中国没有选择资本主义，而且将会迎来更大的发展。”

1984年，巴西国家队到北京工人体育场参加“长城杯”国际足球邀请赛，弗拉迪米尔·波马尔也再次踏上这片土地，任务是帮助建立巴西劳工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这次行程让他对中国正在发生的改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回国后，他在1987年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国谜题：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详细分析了中国的改革，在开篇第一章，波马尔写下“中国睁开了眼睛”。

“我相信中国的生产力将会有大发展，然后带动社会和文化发展。”波马尔说，“书出版后，我的观点有人听到了，但是没有得到重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在做梦，而且中国经验就是一个短暂的泡沫。”

事实证明，他不仅没有做梦，而且是一位睿智的学者。1978年到2012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亿元增长至51.9万亿元，增长了140多倍。

“后来，开始有人认识到这本书上80％的预言都实现了，但这并不是我的智慧，而是中国人民的智慧。”波马尔说。

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波马尔后来又陆续出版了《中国：十九世纪的龙》、《中国革命》和《中国：破解谜团》。在对中国多年的关注和研究中，他对中国领导层一些做法印象深刻，如数家珍。“比如在制定战略规划时着眼于长期，决策时先局部实验再做出全局性的决定，循序渐进地发展经济而不采用休克疗法，把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发展相结合，还有并不怕承认自身的落后。”

1996年，波马尔第三次来到中国。与他第一访华时相比，此时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波马尔的人生轨迹也已改变：弃政从商后，他此行的目的是组织对中国感兴趣的巴西企业家来访问。

2003年，他创立了一家咨询公司，帮助巴西引进中国投资，同时受到巴西政府的邀请，参与巴西前总统卢拉访华的准备工作。2004年，在他的组织下，首个“巴西国家展”在北京举办。

到现在，波马尔的公司在北京CBD设有办事处。除了做生意之外，波马尔的公司还牵线搭桥，帮助中巴的一些省州和城市建立了友好关系。

角色的转变，并没有让弗拉迪米尔·波马尔停止对中国观察，而是丰富了他的观察角度。

从1996年后，波马尔每年至少来中国一次，感受着，思考着。他发现“在处理发展本身带来的问题上，中国每届政府都有战略调整”；在他看来，以出口为导向的生产多年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而近些年建设强有力的国内市场成为了中国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波马尔还感觉到这个国家正努力普及公共服务，在全国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让这些惠及全国的每一个人。“我还认为中国正进入第四次科技革命阶段，在努力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却面临工作岗位不断减少的挑战。”波马尔指出，虽然这个进程要持续30到50年，但需要现在就着手解决，而这可以通过完善失业保险、丰富就业项目以及发展文化和科技来实现。

“我相信这些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得到讨论。我希望中国改革30多年产生的社会问题将是会议讨论和决策的重点，”波马尔说。“尽管未来会遇到更大的挑战，我相信中共和中国政府能够保留她的社会主义本质，并成功地面对现在和将来的挑战。”（记者毕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