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之前的西藏社会

对1959年之前的西藏社会状况，人们曾有过许多描述，这里仅做部分节选，从中可略窥旧西藏黑暗、落后之一斑。

原英国《每日邮报》驻印度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在1905年出版的《拉萨真面目》中写道：

旧西藏“具有中世纪的性质”，“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农奴是他们的奴隶”。“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他们的政体、宗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惩罚、巫术、灵童转世以及要经受烈火与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藏人如牛似马地劳累，而赢来的却是为数甚微的生活必需品”。拉萨“这座城市脏得无法形容，没有下水道，路面也没有铺砌石块。没有一栋房子看上去清洁干净或经常有人打扫。下雨之后，街道就成了一洼洼的死水塘，猪狗则跑到这些地方来寻找废物渣滓”。

英国藏学家查尔斯·贝尔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写道：

“西藏的刑法是严厉的。除了罚款和监禁外，鞭笞也是常事。在审判过程中，受到鞭打的不仅是被判有罪的人，而且还有被告甚至见证人。对严重违法者，既使用颈枷也使用手铐。颈枷是戴在脖子上的一块沉重的方木块。对杀人犯和惯偷惯盗，则使用铁质脚镣。对很严重的罪或屡次犯罪，诸如谋杀、暴力抢劫、惯偷或严重的伪造罪等，则要剁手(齐手腕)，割鼻，甚至挖眼睛。而挖眼睛又多半用于某些政治上的滔天大罪。往昔那些犯有谋杀罪的人被装进皮口袋，缝起来，给扔进河里”。

加拿大藏学家谭·戈伦夫在1987年出版的《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写道：

“过去统治西藏的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封建的神权政治。……封建庄园主则垄断了处理所有地方事务的权力”。“绝大多数西藏人都是农奴”。“农奴被‘拴在’他们主人的手中。……他们毫无权利，即使要走进寺院，要结婚，也要征得主人的同意。如果分属于不同领主的两个农奴结了婚，所生男孩要归父亲的领主；如果是女孩，要归母亲的领主。要想离开庄园，哪怕是一小会儿，也要得到领主许可才行。如果想出门远行，朝拜寺庙或想做一点小买卖，都需要得到领主的同意”。“在西藏历史上，变换阶级成分的可能性很小。对大多数农奴来说，他们不得不接受出生时的农奴地位”。“没有证据证明西藏是一个乌托邦理想的世外桃源”。

曾在1949年之前担任过当时中国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官员的沈宗濂和柳陞祺在1953年出版的《西藏与西藏人》中写道：

“操纵拉萨政权的人物只来自不足一百家贵族中的上层和同等规模的僧侣集团。在他们看来，广大西藏人民不过是‘砍柴挑水的苦力’。这些特权人物生活在一种封闭状态，隔绝于世界潮流之外，忽视西藏社会蕴藏着的巨大力量，仍流连在一个僧侣、封建的独裁统治的残阳夕照之下，他们恰恰是因为西藏百姓的无知和对政治的冷漠才得以存在的。但历史必将加速前进，这个特权阶级必然在快速变革的世界中土崩瓦解”。

几百年来，由于保守落后的农奴制，加之封闭的地理环境，西藏社会发展处于凝滞状态。至20世纪中叶，在人类向现代文明大步前进之际，西藏依然远远隔绝于世界潮流之外。

西藏发展进步的历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国家的发展进步开辟了前所未有的空间。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从此迈上与全国人民同发展共进步的历史轨道。

1959年是西藏历史发展的分水岭。这一年，西藏地方反动上层发动的旨在维护封建农奴制的武装叛乱失败，中央政府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西藏各族人民发起民主改革运动，一举推翻延续几百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开启了西藏历史上最为广泛、最为深刻、最具进步意义的社会变革。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在西藏历史上首次实现人人平等、自由的基本人权，为日后的发展进步奠定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

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在西藏最终确立，西藏社会制度实现了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向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跨越。伴随新型政治制度的建立和民主政治观念的传播，西藏百万农奴和旧时封建贵族等都成为享有平等权利的现代公民，行使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和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事务的政治权利，极大调动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