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激励政策层面，建议则包括：适时出台“碳税”政策，促进能源结构调整。实行污染物排放补偿制度，达标区等量替代，非达标区倍量消减。制定和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和污染物排放强制公开制度。制定有效的激励政策，可以针对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率先推出环境税。

实际上，在国家相关文件出台之前，各地已在今年一季度陆续展开行动。3月底，北京市市长王安顺表示，大气污染治理明确了近三年的行动计划和目标要求；各区县、各部门、各单位要立下“军令状”，倒排工期，限期完成。自4月起，新疆提出力争实现4至5年治理好乌鲁木齐大气污染的目标，江苏下达了2013年“蓝天工程”任务书，上海发文规定大气重度污染时对石化、钢铁、化工、焦化、水泥等重点行业采取限产、限污等措施，山东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大气污染防治等事项，陕西决定在全省实施“治污降霾保卫蓝天”工程，河北在全省进行PM 2.5等污染源分析调查。

“这些做法可以理解，但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来治理PM 2.5和霾污染，并不科学。”对于近期多地频繁推出的大气治污“新政”，曾参与相关座谈会的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北京想在3年内解决PM 2 .5污染问题是不大可能的；而对“蓝天数”这一人为指标的盲目推崇也可能催生数据造假等问题，最终导致当地“蓝天数”增加与民众切身感受不一致。

王跃思认为，只有踏踏实实地调整过于依赖重化工业的产业结构，调整过于依赖煤炭消费的能源结构，把脱硫、脱硝、除尘设施做扎实了，把环境治理的价格分担机制理顺了，空气质量才能真正改善。

“‘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增长目标是7.5%，实际上超额完成了3.7%。我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成了世界第一污染大国。”首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处主任夏堃堡进一步呼吁，未来省、市、县各级指定的发展指标，应以“十二五”规划确定的指标为基准，那些发达地区，尤其是污染严重的地区，指标一定要定得低一些。在没有环境容量的区域，还要停止批准新建增加污染排放量的项目，包括能达标排放的污染项目，直到这一地区有了环境容量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