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投融资体制也存在弊端，应如何处理好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关系？

答：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本投资占全部投资的70%左右，这样的投资结构才是有效的、有活力的。当前的突出问题在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长过快，民营资本的投资明显不足。由于垄断行业改革的滞后，社会资本进入公益性领域和垄断性行业尚未有实质性破题。从具体情况来看，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既有“政策玻璃门”的障碍，更有“利益玻璃门”的阻力。垄断行业的改革不尽快破题，民营资本的进入是很困难的。

适应全社会公共需求的变化，应尽快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给社会资本投资腾出更大的空间，是我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升级的客观要求，也是防止资本外流、提振社会资本信心的重大举措。

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关键在于下决心，要加快构建有利于人口城镇化的财税体制和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

问：人口城镇化目前仍面临许多制度障碍，比如户籍制度。

答：把握好城镇化转型与改革的重要机遇期，关键正在于人口城镇化的制度创新，要以最大的改革红利释放最大的城镇化潜力。

应大胆突破政策与体制，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从总体上看，这不是财力问题，关键在于下决心。不尽快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将来所付出的代价，恐怕远大于所谓的财政成本。从多方面看，“十二五”初步解决有条件农民工市民化的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且有望近一两年在发达地区率先取得突破。

这里边，关键是要放开城乡二元的户籍限制。可以分三步走：1—2年内实现中小城镇户籍制度全面放开，同时加大中小城镇的财政、金融、用地等支持力度，公共资源配置要更多地向小城镇倾斜，为小城镇产业发展和外来人口就业定居创造条件；3—5年内实现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户籍制度基本放开，东部沿海城市可以率先推进；8年内把城市户口、农村户口、“暂住证”等统一为“居住证”，实现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统一管理。

问：土地政策也很重要，关系农民权益和地方政府的财权。

答：城乡土地制度一体化是方向，方法是要统筹推进。一方面要尽快剥离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尤其是在农村土地得不到物权保障、不能抵押贷款的情况下，不能硬性要求农民工以放弃土地权利为代价来获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另一方面，要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收益权，应在符合城乡土地规划的前提下，建立完善的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的相关制度安排。

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来推动城镇化，既存在着比较高的风险，也非长久之计。关键还在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公共服务职责和财政分配关系，加快构建有利于人口城镇化的财税体制和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

尽快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摒弃行政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

问：城镇化浪潮对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答：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推动各自行政区域经济的发展，自成体系、相对独立。在这个格局下，城镇化的进程，基本也是在各自的行政区内配置资源，各自推进城镇化。随着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经济合作、经济社会融合在加快。但由于原有行政区划体制，城市群之间形成了难以逾越的行政壁垒，不利于城市之间的要素流动与资源整合。因此，需要尽快打破现行行政体制束缚和行政区划壁垒，摒弃行政主导下的资源配置方式，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使城镇化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进。

应该看到，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行政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推动作用都十分重要。面对以往行政主导城镇化的矛盾问题，应在有效发挥行政力量的同时，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走经济主导的城镇化发展之路。比如浙江的义乌，虽然是县级市，但其经济实力远超过一般的城市。义乌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又面临行政体制的束缚，依然是县级市，城市规模的扩大受到行政区域、土地资源趋紧等等的限制。只有打破这些行政体制的束缚，才有可能实现义乌城镇化水平的明显提高，有效发挥义乌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