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金店老板被妻强送精神病院

45岁的福建人陈国明(化名)在南平经营一家金店，今年2月10日晚，他被妻子及岳父等四人强行捆绑，送往当地一家精神病院。其妻向值班医生表示，陈国明“已经失眠两年了，总是怀疑有人要害他，很冲动，还伤过人，毁过物”。

4天后，姐姐打听到陈国明被送往精神病院，立即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警方介入后，妻子才允许给陈国明做精神病鉴定。但直到56天后，陈国明才从精神病院离开，“出院小结”上写着：“患者目前无精神病症状。”陈国明出院后发现，不仅金店里价值400多万的珠宝不翼而飞，自己股票账户上近80万元也都被人套了现。

昨天，陈国明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他目前已离开南平前往深圳，和妻子的离婚官司正在进行中，对于自己住院期间数百万元财产不翼而飞一事，当地警方至今没有立案。

陈国明说，和自己有利害冲突的妻子被认定为“监护人”、明明没病却被医院强行收治、事发后索赔无门，现行精神病患者收治制度中的种种问题，在他身上都有体现。

《精神卫生法(草案)》出台后，陈国明花了两周时间潜心研究，准备结合自身经历提出修改意见。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李秋萌

在“非自愿收治标准”“监护人判定”等内容受到各界争议的同时，“列入财政预算”的条文被医学和法学专家认为“形同虚设”。

参与起草《精神卫生法》的医学专家、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唐宏宇称“政府必须确保有足够的财政投入来支持法规的实施”，也有专家认为“必须明确财政投入的比例和金额”。

财政投入

焦点一

“列入财政预算”被指无执行力

“草案中的亮点很多，但财政保障这一基础问题却没提及。”唐宏宇说。

作为参与起草《精神卫生法》的医学专家之一，在1999年至2007年间，他共参与研究论证了第11稿至第17稿。

“与发达国家的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康复经费多由政府‘埋单’不同，我国精神疾患的治疗费用则主要由患者、家属和单位三方承担。”唐宏宇说，由于精神疾病须长期服药和治疗、反复发作且丧失了一定劳动能力，所以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情况并不鲜见。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精神病人的贫困率是一般人口贫困率的20倍。

此次公布的草案，并未将精神疾病列入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这意味着“无底洞”般的支出仍由患方自己扛。

对于精神病患者的治疗费问题，公益律师黄雪涛认为，与高发病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经费投入过少。国外精神卫生投入占卫生总投入的比例约为20%，而我国仅有1%。这有限的投入却要负担起占所有疾病20%的精神疾病。财政投入严重不足使我国目前仍有70%左右的精神病患者没有接受有效治疗。

此次草案中，除第55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精神卫生工作需要，将精神卫生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外，再无具体说明。对此，医学和法学专家均认为，如无相关配套细则明确财政投入的比例和金额，则此条款基本“形同虚设，无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