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看广州市福利院他们目前收置的51个孩子里面，病情应该是脑瘫、唐氏综合症，占到了绝大多数三分之二。像唇腭裂、蚕豆病占三分之一。石家庄是90%是重度残疾这里面主要包括脑瘫、先天畸形，还有一些肢体或者器官的缺失，得了重病的孩子，残疾的孩子，他们应该得到父母更加周到、细致的呵护，但是父母不要他们了，这是为什么？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一下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员的王振耀院长，王院长，我也曾经采访过石家庄市弃婴岛的创立人，他也是福利院的院长韩金红，为什么这些家长会这样做，他说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说这个孩子的家长不爱孩子，而且由于他们太爱孩子，他们想给孩子找一条生路，所以才把孩子放到了弃婴岛，那么换句话说可能他们意识到我们国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叫做“不弃不管，一弃全管”，所以他们把孩子放到弃婴岛，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首先我要说的是，非常感谢我的这些老同事们，民政系统同志做的努力，它先做了一个最人道的设施来关爱孩子，关爱生命。但另外一方面，必须说暴露出我们国家在儿童福利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重大缺陷，这个制度涉及谁家生了重残儿童，没有一套系列的保障制度，福利制度来提供出来，谁家有重病的孩子，完全是由他们自家来负担，一旦要报销从目前这一套体制下是相当艰难。

评论员：

王院长，所谓的“不弃不管，一弃全管”这八个字，如果家里面有了这样一个重度残疾的孩子的话，如果用家庭自己来抚养大，所有的费用都是由自己承担的，各级的涉及到的一些其他的这个地方不会给他们救济是这样吗？

王振耀：

是这样的，给的救济会很少。如果这个家庭条件有一些中等收入进不到低保标准。我遇到的一些家长，知道从政府那得不到政府的低保方面的福利，家长问的时候，让我心里面暗暗落泪，我现在都70了，我80，我百年之后，我的孩子怎么办，谁来管？我当时作为司长，我心里就知道这个制度是将来改，是一定要改的。

评论员：

如果说在抚养这个家里面的重度残疾的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政府有适度的津贴，可能福利院的压力也不会这么大，家庭也不会做出这么两难的选择。

王振耀：

其实两个方面可以促成这种现象的缓解，或者大大缓解。从全世界的经验，包括我们国家的一些城市，像北京、上海、天津包括深圳、成都，有的地方的经验，第一给儿童能不能有上一个大病医疗保险，或者是叫大病的互助金，不管怎么，儿童类的专门给一个。一般像北京、上海的经验，一个人一年100块钱，家长出50，政府拿50，就解决了。像北京前两年就可以一年报销到17万，家长遇到这样的孩子，医疗费用不要太担心，就能让家里面很好的呵护儿童。第二个方面，如果这些孩子是重残、长期需要得到照料，应该给一定的津贴、补贴，这样的话，它能有持续的体制性的保障，财力的支持，这样能够很好的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也能让孩子得到很好的照料。

评论员：

王院长，我在想这个问题，既然民政部既然在全国各地都在陆续开展弃婴岛的试点，那换句话说，钱可能并不是考虑在内的首先的问题，既然可以开一系列的弃婴岛，也要花大量的钱，同样有没有可能把这些钱花在需要津贴的家庭身上是有一个先后，还是说来这者可以去同步去做？

王振耀：

其实两者是可以同步启动，从国际社会，甚至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验来看，应该是把大量的钱花在家里面。不然的话，整个全社会，政府花的钱越来越多。但是仅仅看到的是弃婴岛，大家想没有想过，这些孩子如果能够救活，如果他要长大，一直持续的是脑瘫，他们是几百个人在一块，上千个人在一块，对于政府来说，投入更多，照料的工作量更大，但是照料的效果比起家庭也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