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她违反了《北京市计划生育条例》中的一项规定——“对非婚生育的，参照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适当处理”。而第三十三条的主要内容是“对超计划生育子女的夫妻，征收超计划生育社会抚育费（以下简称社会抚育费），并可以给予其他的经济限制和行政处罚”。

某种意义上，只有一个孩子的于军“被超生”了。

这个名词对于军来说并不陌生，在辞职做英语家教之前，于军曾在一所公立学校当过15年教师。她清楚地记得，校长作报告时最后一句话永远是“注意计划生育问题”。因为担心被街道计生部门“做工作”，怀孕几个月后，于军就躲到了父母家里，“只要孩子生下来，还怕活不下去？”

但现实是，只有缴纳罚款，孩子才能上户口，而即使愿意缴纳罚款同样需要资格——街道计生科要求她提供生父信息及亲子鉴定证明。

事实上，在过去的4年里，为了寻找孩子的生父，于军几乎穷尽了所有办法。她在《工人日报》的中缝里登《寻人启事》，打中央电视台的法治热线，注册账号在新浪微博上求助。有时候，朋友看到实名出现在媒体上的她，也会指指点点，于军只是笑笑：“为了孩子，我在乎什么隐私？”

去年，她专门聘请一名吉林律师起诉对方，却被法院认定缺乏立案依据，律师还告诉她即使立案成功，调查取证也存在困难，“法院不能强制公民进行亲子鉴定”。最绝望的时候，于军甚至想过报警，“告他强奸”。

然而，当于军带着这些努力一次次跑到街道计生科、区计生委讨说法的时候，往往只能得到一个无奈的回答——“等政策”。在于军提供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一段录音中，一名区计生委工作人员这样回复她：“您自己不找着男方，找我一百次也没有用……因为全区这么多人，解决了你那别人解不解决？您明白我说这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