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案的疑点尚不止如此。

尸检报告显示，被害人蒋泽才的创口都较规则地产生在头部右方，且有7处钝器伤。其枕顶部见一矢状、长7.7cm的砍创口，创口前后走向前锐后钝，应是斧刃形成。这都和黄志强等人供述的乱刀砍死不符。

黄志强等人交代了抛刀地点，但警方没有找到作案凶器。且案卷材料中，黄志强等人描述凶器为“军刺样刀”“尺余长的刀”“差不多样的刀”，十分模糊。律师在辩护词中提到，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先是准备去嫖娼，后因钱不够就去看艳舞、吃夜宵，但当时乐平已是穿单衣的季节，被告人如何携带“尺余长的刀”并不清晰。

案卷材料中记载，现场收集到3个兔牌烟盒和27个烟头，此外还有毛巾、红色上衣、高跟鞋、摩托车等物，但均未提取指纹。

起诉书指控，黄志强等4人将蒋泽才的尸体绑在摩托车后架上欲移尸灭迹，因未推稳摩托车，致使摩托车翻倒于路边田中，尸体被压于车下，他们只得放弃移尸。随后，他们赶到汪深兵抓住郝强处，实施强奸后将其勒死、掩埋，次日中午抽签决定顺序后依次持刀碎尸，并将尸块装入塑料袋各自拎走抛散。律师质疑，时间宽裕的情况下，两具尸体只埋一具，于理不通。

律师称，郝强是否死亡得不到证实。公诉机关认定黄志强等5人对郝强分尸，但除狗叼出的一段手前臂外，至今未能找到关键的人体部位。被告指认的分尸、抛尸地点也均无发现。

最蹊跷的是，起诉书指控5名被告人于杀人次日中午分尸。分尸地点位于登高山一处斜坡，距离当时已经被警方封锁勘察的案发现场不足500米，其间只隔着稻田，一览无余。而坡下即是一条小道，行人众多。

多年申诉无果

家属成上访专业户

因为上访，方桂水还曾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4个月拘役，他说，自己为申诉想尽了一切办法。“儿子打电话来，每次都只说要我们申冤。”

黄全正庆幸，自己砸锅卖铁打官司，为儿子赢得了一线生机。他回忆，民警曾经带回儿子的一封信，黄志强承认手上欠下了几条人命，所犯罪行已如实交代，家里无需请律师。但在探视时，黄志强痛哭着告诉父亲，亲笔信是被逼所写。

历次庭审中，黄志强等4人均称遭遇刑讯逼供，他们展示了手腕上的铐痕作为证据。他们在狱中书写的申诉材料均一再提及，提审时他们被长时间悬空铐在门框、人行楼梯等处，手铐深陷肉中，“生不如死”下只能供认不讳。

终审判决中对刑讯逼供未予认定，称公安机关及相关检察部门对此均专门提供了书面证明，4人的铐痕是对抗审讯时自行造成。辩护律师就此指出，公安机关自证没有违法难以令人信服，而家属及律师多次申请伤残鉴定，均未成功。

尽管嫌犯已被抓获，乐平市公安局2002年8月8日的一份说明材料中也承认，“5·24”案“未提取到有价值的物证”。

事实上，黄志强、方春平最初还被指控与1999年发生的另一起抢劫杀人案(9·9案)有关。他们被控伙同程文才在登高山上一凉亭内将邹某某杀害，程文才与黄志强先后轮奸了邹某某的女友熊某，造成熊某轻伤乙级。因证据不足，终审判决对该犯罪事实不予认定。

家属和律师介绍，两案的办案情形如出一辙，被告均庭下认罪、庭上则集体翻供。经过多年申诉，“9·9案”嫌疑被排除，只因熊某尚在人世，但该案因此“不了了之”，可见办案并不严谨。

黄全正、方桂水、程火生(程立和父亲)都是年逾六旬的老人，程发根的父亲程文坤已经75岁，他们每年都要到北京一到两次，每个月到景德镇、南昌数次，成了上访专业户。在其中一份申诉状中，他们征集到了中店村近800位村民的手印。

在狱中的方春平等人则坚持不懈地写申诉书，并曾在2010年2月绝食超过6天，要求重审此案。这也给了家属们信心。因为上访，方桂水还曾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4个月拘役，他说，自己为申诉想尽了一切办法。“儿子打电话来，每次都只说要我们申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