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2病历显示原发癌非肝癌
主办方不仅设置了图片展区,还设置了实物展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孙中山的病历。
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病势加重,被送到北京协和医院进行手术,被确诊为肝癌。长期以来,很多书报资料都记录孙中山死于肝癌,而此次展出的病历显示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北京中山堂管理服务办公室副主任孙书文说:“病历清清楚楚地显示,孙中山患的原发癌并非肝癌,而是胆囊癌和胰腺癌,只不过后来转移到肝脏。”
由于协和医院是教会医院,医护人员多为外国人,所以孙中山的病历原件也用英文书写。展览展出的病历是孙中山先生逝世病理原因的权威证明,为了复印这份病历,北京中山堂煞费苦心。孙书文告诉记者:“我们到协和医院去申请复印病历,但院方说这涉及到伟人的保密问题,不能复印。院方还拿出厚厚一摞复印申请书给我们看,称申请书多达几百份,想复印的人相当多。后来,我们又找到卫生部和中央保健委员会,多方反复申请,协和医院才答应给我们复印。北京中山堂也是唯一一家获准复印病历的单位。”
看点3宋庆龄婚书签名为“宋庆琳”
史料一直记载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婚时间为“1915年10月25日”。此次展出的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婚《誓约书》显示,结婚日期为“10月26日”。这是为何?孙书文说,他们的结婚日期的确是10月25日,只因日本和中国一样,都认为双日吉利,所以在誓约书上写作26日。
《誓约书》上宋庆龄的签名为“宋庆琳”,莫非是笔误?孙书文解释道,宋庆龄的父亲十分敬仰林肯,所以将3个女儿的名字最后一个字都定为“林”。而宋庆龄的母亲则认为,“林”字不适合女孩子,就在“林”前加了个“王”旁,变成了“琳”。后来,宋庆龄又将“琳”字改为“龄”,因为她觉得南方人琳、龄不分。《誓约书》上用“琳”代替“龄”字是因为“琳”字易写,而且宋庆龄小时候的确叫过“宋庆琳”这个名字。
《誓约书》上孙中山和证婚人和田瑞都盖了印章,而宋庆龄却没有。孙书文说,宋庆龄本人曾就这个问题做过解释,她当时年纪很小,还没有印章。《誓约书》用日文拟就,一式三份,分别由孙中山、宋庆龄和证婚人和田瑞各存一份。
看点4尊称“国父”非始于1940年
孙书文说,反映孙中山三莅北京的图片是首次在广州展出,非常稀有,很值得一看。
1894年夏,为了“窥清廷之虚实”,28岁的孙中山第一次到北京作实地考察。当时甲午战争爆发在即,但北京仍在大肆筹备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从西直门到颐和园沿途要搭建经坛、戏台、牌楼等景观,为庆寿花掉白银219万两。孙中山后来回忆京津之行时说:“最后至北京,则见满清政治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更坚定了他推翻清廷以救中国的决心。
推翻帝制不久,全国时局动荡,为巩固新建立的共和制,孙中山先生不顾个人安危,1912年8月北上,第二次来到北京。孙中山8月18日从上海启程,24日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袁世凯派朱漆金轮马车将孙中山迎至迎宾馆下榻。住进当晚,袁世凯即派官员接孙中山至铁狮子胡同总统府,设宴为孙中山洗尘。至9月16日,孙中山与袁世凯在迎宾馆或总统府共会谈13次。为迅速实现全国统一,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3日在夫人宋庆龄等陪同下,抱病离开广州,经香港、上海、日本神户,于同年12月4日抵达天津。在天津他旧病复发,仍抱病同各方人士商讨国事,并不顾危险毅然进京,于1924年12月31日抵达北京。1925年3月12日在京逝世,在北京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岁月。
孙中山逝世后,北京各界人士悼念国父的场景,在此次展览中得到了详细呈现。不少文章说,尊孙中山先生为“国父”,是在国民党中央1940年3月作出决议之后。而展出的图片显示,其实可以再前溯15年。各界民众在社稷坛公祭孙中山先生,挽联和花圈无数,其中有挽联就以“国父”尊称中山先生,如“国父云亡,白叟黄童齐下泪;邦人多难,凄风惨雨浩伤情”。
解密 兵变突围中宋庆龄小产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将总统府设于广州越秀山南麓的军政府旧址(现广州中山纪念堂所在地),1922年6月16日,由于与孙中山政见不合,陈炯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一六”兵变,总统府毁于炮火。
广州中山纪念堂负责人介绍,在本次兵变中,宋庆龄为了孙中山的安全,执意让孙中山先走。她说:“中国没有我宋庆龄可以,但是不能没有孙中山,你快走!”经宋庆龄再三恳求,孙中山答应先走,但是命令50多名卫兵全部留守。等到宋庆龄撤退的时候,已经很危险了。炮轰总统府的炮火已经非常激烈,几乎是很难通行。正是在惊险突围中,宋庆龄不幸小产,终生未能添一儿半女。
对于孙中山倾力栽培、予以重任的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一事的原因,史学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陈炯明背叛中山先生;一种说法是陈炯明一直坚持“联省自治”、反对武力统一中国,而孙中山则一心想实现武力打垮各军阀,建立统一的民国。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吉奎表示,无论是何种原因,陈炯明兵变最终致使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遭受了一次最为沉重的失败,也使非常大总统府毁于一旦,令人深为痛惜。兵变也间接使蒋介石因协助孙中山先生在永丰舰指挥舰队与陈炯明的叛军作战而受到重用,奠定了蒋介石在国民革命中的政治地位。如果没有永丰舰事件,中国现代史将会重新改写。(记者/雷辉 通讯员/陈欣徐楠)
实习编辑 夏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