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因为她不再听话”

被强制送进病房当晚，半夜一点半，同病房一名老年病患突然尖叫，重复四五次后，值班护士也不再起身查看，陈丹在尖叫声中睡去。再被同样的尖叫声惊醒时，陈丹睁眼便被吓了一跳，“跟我病床紧贴在一起的那个老太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坐了起来，坐在黑暗里。”之后，陈丹再没睡着，当时是两点半。直到天亮，陈丹看着隔壁床的病患在床上来回翻身折腾，听着另一个病患反复说，“别捆我了，胳膊疼啊，放开我吧”，看到远处一个病患也默默地坐起来，“在这些当中，穿插着各个床呼叫大小便的请求。”四点半，走廊上开始有病患走动的身影。五点半，护士叫全体病患起床。

之所以自己会经历这一切，在陈丹看来，是因为她不再“听话”。

从陈丹有记忆以来，她的父母就在试图以各种方式干涉、控制她的生活。“比如，我身边所有的同学，他们都能挑出不好的地方，有学习不好的、有坏习惯的、有是工人家庭的，除了学习成绩排前三名的同学他们鼓励我去交朋友，其他的同学在他们眼中都是坏孩子，不让我跟他们来往。同学往家里打电话找我，他们会用分机偷听，甚至不让我出门，如果我出去玩的时间超过两个小时，我爸会打遍所有我同学家里的电话。”

陈丹觉得自己从小受了不少委屈，“他们不但不尊重我、干涉我，还以同样的方式干涉、指摘亲戚们的生活。”长大后，陈丹想要脱离父母干涉的想法渐渐强烈，于是在大学毕业后到北京独自生活，“我很怕他们干涉到我的生活，但工作前我爸说，要是找不到我，就到各大报纸登寻人启事，所以我不得不告诉他们我在哪儿、在什么地方工作，希望能互相妥协、和平相处。”最终，因为男友不符合她父母的预设标准，陈丹被送到精神病院。

民间公益组织衡平机构工作人员表示，该机构从2010年中下旬至今收集到的百余件“被精神病”案例，有三分之二系被父母、家人强行送治。“如果能够开展、增强社区护工方面的工作，当家长和子女之间、家人之间发生激烈冲突或矛盾时，能够有比较专业、懂得相关知识和技巧的工作人员进行调解，很有可能降低被家人强行送往精神病院或用药的人数。”

可怕的“有心理缺陷的父母”

被自己的父母强制送入精神病院，以及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两天三夜，使陈丹遭受了巨大冲击，只好借助心理咨询进行调节。没有被强制使用精神类药物的陈丹，无疑是幸运的。

很多有类似经历的人，没能逃过被强制使用精神类药物，例如小晨。小晨是北京某高校大一学生，出生在山东农村。2013年6月，高考前夕，小晨的父母找来一名神婆，在家里给她注射了精神类药物。现在，小晨已经停止用药近三个月，却依然受药物副作用的影响，“发胖，经常坐立不安，照镜子时眼神都是散的。”

无论是陈丹，还是小晨，强行把她们当做精神病对待的，都是她们的父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志愿者表示，在他所接触到的案例中，被自己的父母强行送到精神病院的受害者不是少数，原因几乎都是“孩子没有以前听话”。

陈丹曾经带她的父母去见心理咨询师，“只见过一次，他们说自己年岁大了，不可能有什么改变，实际情况是他们不觉得自己的想法、认识有什么不对。”

陈丹用“干涉”来描述她的父母。小晨则用“控制”、“不把我当人、当物品”来描述她的父母。心理咨询师王其峰表示，在这类家庭中，父母对孩子的控制欲过强，不懂得尊重子女对生活、工作等各方面的选择。子女在小时候往往不懂得如何表达对父母过度干涉、控制的不满，随着渐渐长大开始表达不满、反抗，“有些父母自身可能存在某些心理缺陷，在面对子女的不满和反抗时，会产生‘孩子不听话’的感觉，甚至会采取极端行为。一旦被使用了精神类药物，人遭受的影响可以说是破坏性的。”而父母对子女的干涉，在中国的家庭中普遍存在，“只是程度不同。”

目前，陈丹已经提出起诉，“起诉父母、打官司是被逼无奈，他们对我的损害太大。法律是我保护自己的最后办法，也希望我的经历能帮助到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