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根据举报内容写成的稿件发到了县里

最开始，柯尊年是希望通过媒体的曝光来监督此事。

“在西安住了好几天，就是找媒体。”经由朋友介绍他找到了某中央媒体，“我向他们口头反映了这个事情，当时他们的主任很重视，表示一定会派记者去采访。”

但之后却是漫长的等待。柯尊年回忆，一个多月里，没有记者再联系过他。

最终，等待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结束了——8月19日，某中央媒体的人联系了他，表示稿子已经做好，发到县里去了。柯尊年没明白为什么稿子会发到县里，“我觉得自己被卖了”。

这篇稿子最终并未见报或者见诸网络。更奇怪的是，第二天，很多朋友都打电话给柯尊年，说罗尔平在找他，而柯尊年家附近，也有人在到处打听他的去处。

罗尔平是柯尊年第一任妻子的妹夫，在县里做旧城改造工程。虽然两家有亲戚关系，但此前多年并无联系。当晚，柯尊年手机关机，躲到朋友家看电视看到深夜才回家。第二天早上，柯尊年醒来打开自己的手机，七八条未接来电的提醒信息就涌了进来。

这是8月21日上午，柯尊年说每隔半个小时罗尔平就要给自己打一次电话。在电话里，罗尔平表示，有非常要紧的事情，要见自己。柯尊年觉得自己是不是“暴露了”，对方要给自己送钱？柯尊年一向对举报后别人送礼非常警觉。

柯尊年最终决定去见罗尔平，对于这个决定，柯尊年解释说是因为“罗尔平这个人特别能缠人”。从此时开始，柯尊年就将与罗尔平的所有通话进行了录音保存。

柯尊年特别害怕跟钱产生关系，为了保证自己的清白，他决定找县检察院的检察长举报此事，“我怕万一他给了钱，我说不清楚，所以我就去找检察长说我要举报”。

当时，柯尊年并未下定实名举报的决心，他没有向检察长孙启斌说出自己要举报谁，“我就说自己打算举报一个副县长，现在有个开发商不断找我，可能要给我钱怎么样，我最怕的就是钱。”

孙启斌向记者确认了此事，他回忆说，当时柯尊年来主要是三个目的，一是要求举报，一是要求司法保护，此外，“柯尊年还说他来是为了证明自己清白，害怕别人给他钱陷害他”。

“花20万、30万，去摆平”

柯尊年在见罗尔平时，同时使用了录音、录像设备。在这段长约50分钟的视频里，身着灰色短袖polo衫的罗尔平表示，叶县长遇到了一些麻烦，被人找到媒体举报入股开公司、带私企老板出国等问题，希望柯尊年能去西安找到相关的媒体把事情摆平。

视频显示，期间柯尊年曾说：“要处理这个事情要看事情是不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那代价就很小。”但罗尔平并未对是否真实一项接茬儿。

柯尊年提到自己比较忙，现在人生的目标就是大儿子考上大学，给他买个房子娶媳妇，小女儿能健康成长。罗尔平听到后表示，房子很好解决，自己房子很多，柯尊年掏个本钱就行了。

罗尔平提到：“假如老叶完了，我这个项目也就完了，分管领导是至关重要的”，“我搞项目没有他的支持，搞不成现在这个样子”，“一套房在我一个亿里（算什么）”。

双方还对公关媒体的费用进行了讨论。柯尊年表示，10万元公关两家媒体“怕是不够”，罗尔平则一边抽烟一边做着手势，“我这有10万元，你先拿上，全权交给你了，花20万、30万，去摆平”。

视频显示，当天12时29分，罗尔平起身去找一个房间的房门钥匙。12时34分，房间打开，罗尔平拖出一个西凤酒的红色袋子，嘟囔着“怎么还有散钱”走向柯尊年。此时视频结束。

这10万元现金中，有8万元是100元面值的，两万元是用塑料皮封起来的10元面值的。柯尊年拿了钱就直接到孙启斌检察长的家中，将所有现金上缴。当时孙启斌正在午休，被叫醒的他手写了一张收据给柯尊年，这张收据后来被正式的收据代替。

柯尊年表示，自己希望进一步调查开发商跟副县长之间的事情，所以希望孙检察长不要立刻找人将赃款入库，双方只是互相拍照留下了证据。孙启斌向记者证实了此事。

至今，柯尊年说自己仍然没想明白当初的会面，“不知道他是知道了，是我去举报的，然后让我办事顺带给我好处，还是只是因为我反腐出名有媒体朋友，单纯找我来办事。”

记者在棚户区改造的办公室找到了罗尔平，罗尔平表示相关的事实会有政府部门提供，他不回答任何问题。但他向记者表示，自己跟叶副县长除了工作上的交往没有任何其他交往。

此外，虽然记者反复确认，但罗尔平表示，柯尊年从来没有来到过自己这间视频中曾经出现的办公室。他还反复表示，“我不是什么当事人”，“这个事情应该有政府管，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记者问为何视频中有他和这间办公室的情形时，他说：“看视频里有我，是诬告我。”

据了解，视频的真实性已在司法机关接受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