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偷走”的记忆

从12岁左右到上海，大力的记忆仿佛也只是从12岁那一年开始的。

“12岁前的印象很模糊。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只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画面”，大力说，自己最早的记忆，是被一个陌生老太太抱走，之后又不知怎么到了一个男人手里，“6岁的时候，我就到了一个男人手里，然后被他带着到处偷东西，偷完再把钱交给他”。大力告诉记者，自己现在这个名字都是那时候开始叫的，“他们认为我年龄最小，力气却很大，所以就给我起了这名儿。”

跟着“大哥”偷东西，偷不着还被打，“虽然当时小，还没有是非观念，但总觉得拿别人的东西不好”。偷不到被打，偷的时候要是被发现，更要挨揍。就算偷到了，大部分的钱也是让“大哥”挥霍掉，“我做梦都想着逃走。”

某个深夜，大力趁着其他人都已经熟睡，悄悄拿走“大哥”床头的1000元，逃出了那个“魔窟”。“跑到火车站，由于不认识字，我也不知道火车开去哪儿，只是混在人群里，上了车。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来到了上海”。

绝境中遇好心人

到上海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大力是睡在马路上过的。就凭着这1000元，大力省吃俭用过了两个月。

绝境中，大力遇到了他认为是来“拯救”自己的人。“我流落街头，有个中年人看我可怜，给了我十块钱。还问我这么小年纪为什么不读书？知不知道父母在哪儿？当他得知我的境遇后，就让我跟他走，做一些路边发广告单的活。虽然收入不高，但总归有经济来源，不至于饿死了。”

大力说，这个好心人不仅给了他一口饭吃，还让自己小女儿教他拼音识字。“认识的字不多，但已经能记下路名了。”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大力不时摸着自己的钱包，“我没读过书，不识字。但这几年在上海，我也享受过有钱人的日子。这个名牌钱包，就是当时送给自己的礼物。”

如梦的“奢靡时光”

让大力感觉“脱胎换骨”的是他踏上南京路的那一刻。“到处都是闪烁耀眼的霓虹灯，还有密密麻麻的人群。我第一次在南京路上，根本迈不开步子——这原来就是人家说的上海滩吧。”

初到南京路不久，大力跟着别人一起贩卖运动鞋。各种山寨、劣质、假冒的运动鞋，大力和其他小贩一起大声吆喝着。“卖假货不会被抓吗？”“当然被抓过，但我们想要吃饭，而且这个活也要日晒雨淋，自食其力，我觉得也没什么丢人的。”

卖完运动鞋，再卖仿冒的各种名表。“主要都卖给老外，为了这个，我还自学了几句英语日常对话。”

大力说，那几年是自己到上海后最“风光”的时候了——卖假货的暴利让他也可以出入各种高档餐厅，“那时候一有钱，我就跑到最豪华的饭店，点最贵的东西吃。从小一直过着乞讨、饿肚子的生活，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吃了，我就一定要吃得比别人都好！”

只想要安稳的生活

与此同时，曾经让大力“翻身做富人”的假货生意也越来越难做，“人家老外开始了解我们行情了，一般不会来买。即便来，杀价也很厉害。”而政府监管部门则不断加强打击力度，令大力甚至一度预感“自己又要过回以前的苦日子了”。

“一个人的时候，会想很多事情，特别是反思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比如赌博，我就是在这之后对自己发誓，永不再赌。又比如孤独”，大力说，当自己千金散尽时，很多以前所谓的“好朋友”都离去了，“那一年10月17日，是我来到上海9周年的日子。我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年月，就把这一天当作自己的生日”，这一天，大力给自己买了蛋糕，插上蜡烛，望着摇曳的烛光，泪雨滂沱。

“太多的苦难和坎坷浮现在眼前，我觉得能走到今天很不容易，所以更要加倍珍惜”，大力说着，低下了头。

如今，大力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开始做一些手机零配件批发的生意，日子重新有了起色。去年，他通过网络，认识了现在的女朋友，“自从谈恋爱后，我感觉自己懂事了不少，至少要学会像个男人一样用肩膀扛起生活”。大力指着那间小屋子说，他现在就和女朋友蜗居在这里，“不过，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我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记者手记

和大力见面，约在上海一条僻静的小巷。几次改换时间和地点，最终在我的劝说下，还是同意带我来到他那不足8平方米的住处，“别见怪，这地方除了小一点，其他都还好”。

和大力聊天，最大的感觉是，他用着或许同龄人中少有的警觉和世故，将自己牢牢地包裹起来，很难让别人触及他的内心世界。唯有取得他的信任，才能令他敞开心扉。

当他说完自己的故事，我问大力，有没有感觉像一部现代版的“三毛流浪记”？大力竟然天真地说，“对哦，是有点”。他曾经试过所有他能想到的办法，“我只想要一个身份，只想知道自己是谁？是怎么过完头一个十年？”但结果依然令他失望。

我想，流落在全国各个角落，应该还有很多个“大力”，其中还可能有很大一部分人近况远不如他。贩卖人口、人伦惨剧，几十年来都不曾停歇地上演着。谁该为这些孩子负责？谁又该为这些悲剧反省？追求着高度发达的城市，街头撒满“大力们”的辛酸与无助，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讽刺！文/图记者 贺涵甫、张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