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早晨天不亮，程兴贵就起床了，这天是他到落雁乡中心小学交证明材料的日子。只要证明自己25.5年的教龄，他就可能拿到足额的补助金。此前，他已经在村委会填了申请表，搜集了自己历年的工资表，美中不足，工资表缺八年的。连日地奔波于村委会和工资表所在的兴隆乡，程兴贵有些疲惫。

“他想到可以用盖了公章的教案来证明那八年，就让我找出来。”胡通彩说。教案是在黑色的资料包里找到的，和家里的存折、户口本放在一起，除了纸张经年累月有些泛黄，边角都是平整的。程兴贵接过教案本子，把一张落款为“95.9.1、落雁乡教委”并盖有红色公章的纸页沿合折处撕下。之后，他又取下另一张落款为1999年11月22日“乡教委检查组王”字样的备课纸。他小心翼翼将备课纸折叠后放入一个仿制的旧黑色公文包中。

程兴贵从祖宅土坯瓦房里出来，步行去落雁乡上时，天还没亮。近20公里山路，他要走五个小时。程兴贵穿着黑色夹克，脚上穿着做农活的解放鞋，跟妻子说了声走了。

大约中午，程兴贵到了落雁乡中心小学。负责审核他材料的工作人员，正是1999年签下“乡教委检查组王”的那个王姓负责人。程兴贵递上资料，对方翻了翻，说这个备课纸不能作为说明。程兴贵反问说这个字是不是你签的。对方回答说，是。

“这上面并没有什么内容，你撕来不过一张废纸。”王姓负责人的一句话刺痛了程兴贵。程兴贵后来和妻子谈到过当时他的屈辱感。他感到自己人生最重要的身份证明遭到了无视，心里忽然空落了。

当晚，程到了落雁集镇的侄女家借宿。夜里凌晨四点，胡通彩接到了丈夫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一个颤抖的声音说，我睡不着。程兴贵将白天的遭遇细细地说给她听，胡通彩感到了丈夫声音里的疲惫，她安慰说“八年没有就算了”。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被人骂过。”程兴贵告诉妻子，教了一辈子书，不想这么算了。事实上，7月10日程兴贵就生病了，他一度进医院挂水。但留给他证明自己的时间只剩下10天了。

次日，他花了200元钱包车到兴隆镇，找曾经共事过的朱应槐、曹贵聪、文绍清三位正式教师给自己开证明。但朱应槐、曹贵聪人在盐津县城，程立即又花200元包车回到盐津。这一天的花费，便已是这老两口一年收入的近五分之一。周折辗转，58岁的程兴贵为了证明自己已接近崩溃。

曾在县城两次接待过程兴贵的朱应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7月初，程兴贵第一次来找他时，便已经被教龄认证程序弄得紧张异常。当时程兴贵担心，名单上有两个程兴贵(同名)，他的教龄会不会被吃掉。朱安慰了老友一番。7月11日这天，朱应槐明显感到程兴贵的情绪更加紧张。“他不停自言自语，说自己有证据。”给程兴贵写完证明材料后，朱应槐一直安慰程到夜里一点。但第二天一早天不亮，程就自己走了。

程兴贵再度包车回到兴隆镇，去找管工资表册的老师查证，但“工资表上有上期无下期”。按照“面对面填表，背对背审核”的原则，工作人员要求程兴贵将证人带到落雁乡当面作证。“我患了高血压、脑梗塞，走不动了。”已经82岁的朱应槐说。

程兴贵无法证明自己了。常年的积郁与尊严的丧失，最终冲垮了他的心理防线。7月13日早晨，程的意识已经开始恍惚，“像是着魔了”，胡通彩只能包车将丈夫接回。此后几天里，程兴贵开始胡言乱语，不吃东西。在村卫生所输液时，他还把别人泡好的方便面倒掉了。回到家，他还打了看护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7月17日深夜11点，距离教龄认证的截止时间，还剩最后三天。当晚盐津山区暴雨如注，程家祖屋前的两岔河山洪滚滚。程兴贵叫喊着“我有证人，我有证据”从家中冲出，并从两岔河一道近50米高的瀑布跳下。第二天下午四点，他的尸体才在离家五公里外的水潭被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