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在和医院对接，也承诺负责治疗，但以后的治疗过程还很漫长，口头的保障不能给受害家属足够的信任。”8月12日，据最初报道瑞昌市副市长此番言论的媒体人王若翰介绍，“客观讲虽然伤害很难用金钱衡量，但目前对于受害者和家属最大的安慰，除了将罪犯绳之以法，就是经济补偿。这些家长停下手上的工作，甚至辞职回来处理这件事，他们耗不起。”

“如果蒋贤智不是副市长身份，这些言论是你的个人选择，我最多认为你比较懦弱。但是作为副市长和当地教育工作的主管者，作出这样的判断肯定欠妥。”她认为。

此外，针对瑞昌方面的另一处解释，她也提出了异议。

在蒋贤智事后的回应中，有这样一段内容：按照法律的规定，学生家长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方式向侵权人陶表功提出索赔。但瑞昌市从人道主义出发，在法院判决以前，要求学校垫付每个受害家庭3万元的精神抚慰金，以及伙食费、车船费、误工费等。

“人道援助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他人的施舍救济。现在的问题是当地政府存在严重失职，做错了事情需要赔偿并被惩罚。”王若翰表示，“所谓人道援助的说法，其实主观上是认为自身没有责任。这个出发点是错的。作为主管教育的负责人，你应当因为失职向受害者致歉。”

此前有报道指出，事发地上源小学管理中还存在诸多问题。由于该学校地处瑞昌市范正镇的农村，偏僻的地理位置使得校内多位老师长期挂公职“吃空饷”：一边在外挣钱，一边从教师工资中扣除800元找个代课老师代职。涉及性侵事件的教师陶表功，便是这样一名“代职”教师。此外，陶表功还曾被开除过公职。记者注意到，针对上述事实，瑞昌方面的回应声明中并未涉及。

对于蒋贤智的言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所副教授李利认为，身为政府官员，这位副市长的表现令人深感冷漠。“这种说法有息事宁人的意味，这种冷漠和懦弱，不仅伤害了已经被侵害的孩子及其家长，对其他孩子也是潜在的威胁。”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除了态度冷漠，这也说明身为官员，她缺乏起码的政治、法律、道德意识。“即便是她后来解释称‘自己的言语也许不严谨’，仍然是一种辩解。做错了就是做错了，为什么不能面对自己的失职和错误？官员不能运用权谋或话语权为自己开脱，而应正视并解决问题。”

该报道主笔胡展奋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位副市长认为“受害者为争取权益的告发行为会增强自身的耻辱感”，这是一种价值观的错乱。“她的认知水平令人担忧。作为一个城市的管理者，缺乏起码的正义感和维权意识，我们如何能期盼她在执政中具有更大的智慧和勇气？我认为她不该作任何解释了。既然承认了言论属实，就该向受害者道歉，承认自己失言失职。但其后续声明中，我并没有看到‘对不起’、‘抱歉’等字眼。”

“这几年官员‘雷语’频出，表面问题是其表达、修养欠佳，对法规、常识掌握不当。从本质上看，则是官本位文化在作祟。面对争议，官员可以有解释、申诉的权利，但态度应该更加诚恳和谦卑。很多干部对公众缺乏起码的敬畏和尊重。”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分党委副书记赵朝峰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