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灾区的治安维护方面，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公安厅立即启动一级应急响应机制。震后10分钟，向全省公安机关发出“公安消防部队和特警队伍迅速集结开赴一线、公安交警部门紧急行动保障交通、全省民警立即到岗到位”等五条指令。第一时间集结警力，指挥调度成都、乐山等14个市(州)公安消防官兵1400余人、特巡警500余人、交警700余人当日上午开赴一线。四川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简胜彬24日介绍，截至目前，全省灾区没有发生重大刑事、治安案件，社会治安秩序稳定。

灾难发生后，灾区人民没有被吓倒，而是与之抗争。灵关镇吕寿琼家4人被埋，乡亲们用手、用铁锹挖了五六个小时，成功将伤者救出；龙门乡五星村几十名村民为救一对被掩埋的母女，努力挖掘数小时。

多位专家告诉记者，从汶川地震到雅安地震，中国应急救援体系更趋成熟。尽管两次地震在震级、所处地理环境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后者无论是交通“生命线”的打通、通讯恢复速度，还是救援人员进驻、第一批物资到达速度，以及第一场发布会的召开等，应急管理机制取得新的进步。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范维澄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雅安地震发生后，还没等国务院统一开会、布置任务，国务院减灾办、中国地震局等部门就各司其职，主动启动了应急响应预案，安监总局也派出了矿山救援队，赢得最宝贵的救援时机。

“灾区现在除了不缺人，其他啥都缺。”重庆市应急志愿者总队成员李程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灾后公众参与救援热情很高，但舆论引导和救援规则制定都还没有到位。“地震后，不管距离远近，不管是不是专业救援人员，各路队伍都一股脑儿往灾区涌，很快就把道路堵死，耽误了救援时间。”他说。

据初步统计，目前雅安救援力量超过24000人。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救援医学会会长李宗浩此前表示，非专业救援很可能造成二次伤害。

“ 突 发 灾 害 应 急 和 处 置 ，需要靠‘软件’和‘硬件’两条腿走路。”范维澄表示，五年来，我国在技术、装备建设取得成绩显著，比如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的投放速度很快，抢通道路、安置灾民的设备、装置快速到位，但制度、能力建设还需要进行深入讨论。

“在灾后救援初期，社会应对体系还比较薄弱、布局还比较分散，活动还比较无序。”复旦大学公共安全中心主任滕五晓对此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早日实现官民两大救灾体系的融合，既让民间组织了解灾区哪里最需要帮助、需要什么帮助；又让政府摸清民间组织的类型和分布，并加强对民间组织领袖人物的培训和沟通。二是震灾发生后，作为人员、物资和信息传输的重要通道，道路资源在当地气象、地质条件下非常紧缺，应该保证最急需的资源快速进入灾区，其他资源给这些让路；同时应该建立物资、能源运输的备用通道，更多地动用大型空中运输机运送搜救、医疗人员。

滕五晓举例说，政府应该先动员四川省内的救援力量，省外的救援力量原地待命，与当地部门和灾区政府加强沟通；如果心情很着急，也可以先到灾区周边待命。政府应当在灾区周边设置窗口，面向全国各地民间组织，承担队伍集结、人员登记、食宿接待、任务分配等职能，哪里缺医生就派医生，哪里缺搜救队就派搜救队，哪里缺通讯工程师就派工程师。这样可以避免灾区资源投放的“冷热不均”。

有序应急：部门间协调需完善

“社会捐助具有不稳定性、信息不对称性，在紧急救援中只能对政府起到补充作用。大灾当前，很难光靠社会捐助满足灾民需求，只有集中力量，才能高效救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功成呼吁，政府救灾部门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不仅站出来主导救灾工作，更要在事前搭建信息平台，了解基层紧急需求，协调社会组织开展全方位救灾，做到“1加1大于2”，避免低效投入和无效投入，避免资源浪费和资源紧缺。

“在这方面‘十一五’期间在国务院应急办建立了应急信息指挥平台，在本次地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滕五晓补充说，当前各级政府应急办主要负责信息汇总、部门协调和后勤保障，救援物资储备、志愿组织登记等大量工作还没有职权去做，和减灾委的职能边界还没有完全划清。范维澄则表示，国务院应急办作为国务院办公厅的内设司局，只是一个正局级的执行机构，无法有效协调各部委的应急事务。

滕五晓强调，灾害应对应该在法律体系下运作，尽快通过立法，明确部门职责、救助标准、预算监督等各方面，确保救灾力度、效果不能因个别人的重视程度不同而出现差异。范维澄提到，2003年大量矿难、车祸等事故爆发，国家安监总局宣告成立，未来地震灾区也可以由一个部门实施强力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