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的学生们都“又白又胖”，农村的孩子却又黑又瘦

除了四处参观，他们最重要的行程，是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届中国贫困地区小学校长论坛”。不过，8月24日这一天，当卢有英坐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的会场时，他紧张得头脑空白，几乎“不知道手脚该放在哪里”。

和他坐在一起的包括北京高校的教育专家、媒体负责人，以及大型企业的高管。可在此之前，他从不知道什么叫“论坛”，也没见过这么大的会场。他对于开会唯一的印象，就是“关掉手机，不要讲话”。

事实上，几乎每个参会的校长都露出了点紧张的神色。四川省普格县校长刘日沙站上讲台后，双手一会儿背着，一会儿插袋。

“我第一次来到北京，站到人民大会堂之中，确实……”这位老校长顿了一下，“该怎么说呢？我比较激动，还有些……有些害怕。”

另一位贵州赫章山区小学校长聂章林在台上一股脑背出了许多数据：孩子的每一顿饭要花多少钱，孩子上学时到底走了多少崎岖的山路。

“我仔细算过，小学三年级毕业时，孩子就走完25000里长征了，累都累得长不大！”聂章林加重了语气，声音却有些颤抖。

这位校长在北京之行里吃惊地发现，这里的学生们都“又白又胖”，而相比之下，自己那些山里的学生，都显得那么瘦、那么矮小。

作为活动中唯一一名女校长，来自贵州赫章的姚廷琴发言时有些腼腆。因为时间限制，她只说了两句话：“撤点并校之后，我们小学要搞‘寄宿制’，我不知道我们学前班的孩子怎么办？他们不能寄宿，他们寄宿的哥哥姐姐也管不了他们，怎么办？”

上台之前，姚廷琴憋了“一肚子的问题”。“我们这次是带着任务来的，是来反映问题的。” 姚廷琴不止一次这样说。不到一个月前，她刚因意外怀孕而做了人流手术，但这次她依然不顾丈夫的反对，坚持赶来北京。

对绝大多数乡村校长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在众人面前，说出自己的经历和困难。

来自四川井溪乡的校长余兴友在开场白中说：“我在山区里做了36年校长。”台下，一片雷鸣般的掌声让他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停顿了几秒钟之后，他才开始介绍学校的情况，讲述他与其他老师怎么去寻找那些在上学路上失踪的孩子。

坐在台下的卢有英一直在点头，事实上，几乎每个乡村小学都面临相似的问题。在北京的几天里，他满脑子都在考虑，新学期即将开始，学校多了一个班级的新同学，却怎么也腾不出一间新教室。

连坐在人民大会堂宽敞的会场的时候，这个乡村教师依旧在默默盘算：“实在不行，只能让两个班级90多个孩子挤在一个教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