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里，赵永华夫妇还赡养了11位无依无靠的老人，为其中的5位送终。

起初，他把老人接到自己家住，房子太小，就出钱把老人送到养老院。

还有一对小两口儿上门来请赵永华给家里老人“做工作”。他们一家四口住在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嫌挤，摩擦不断。

小两口儿原本以为热线电话的这边是个气派的政府调解部门，步入昏暗的墙皮剥落的楼道后，狐疑地问赵永华：“我们没走错吧？”

在这间位于城市边缘、只有3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两个牢骚满腹的年轻人只坐了一会儿，连话都没怎么说，走了。

就跟上班一样，赵永华几乎每天早晨七点左右出门，从家里带好饭菜，骑车在天津转悠，一天少说要骑40公里，挨个看望老人。这些年，自行车他丢了几十辆。

他去老人院服务，不是像一些学生那样，把老人叫醒，“奶奶你起来我给你唱个歌”，而是带着自己的孙女，“看奶奶爷爷去”。每逢过年，他专找那些没人理睬、趴在窗户上看别人放爆竹的老人，接到自己家里吃饺子。

赵永华做遗体捐献志愿者之后，老人们问他忙什么，他就顺便介绍一下。他说，以前遗体“让虫子给啃了吃了”，现在送到医学院，“给孩子们做标本”，这个有价值。很多老人动了心。

不过，他从不在人们病危的时候跑去谈遗体捐献。那就“晚八春了”，他说。

他平时热心助老，像“走亲戚”一样交往，“人心换人心”，但坚决反对劝捐。因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是“入土为安”，“你去劝了，人家家里回头打起来了。你不能去劝人家，你只能跟人家说好处”。

谈到“好处”，他总是用浓重的天津卫口音强调：“大家都去买墓地，地底下都是洋灰坨子。咱们天津市喊着要建成大花园，你不重视这个，迟早就是个大墓地！”

有时，他会形容，人死了，“这摊臭肉污染环境，遗体捐献是变废为宝”。

为了描述角膜移植如何给人带来光明，他伸出手指在人眼前晃来晃去：“十来分钟就移植上了；盲人就看见了，说‘五个手指头、四个手指头’，多好的事儿！”

虽然总是见证死别，但这么多年来，他从没为谁掉过眼泪。

接送死者后半夜独自回家的路上，赵永华会在心里琢磨：“挺好的一个人死了。”“最后我归结到一点——又一位高尚的人。”

他总觉得，捐献者就在天上看着自己，自己不能泄气，必须越做越好。“假如说真有下面，等将来我死了，对不起那些先走的，在那边见面了，人家说，‘老赵你骗了我’，‘老赵你也来了，我跟你谈谈心吧，这几年你不行啊，我们上当了’——我们别叫人埋怨。”

这些年来，他“耳朵里不好听的话都灌满了”。有亲戚说他们“有病”，嘲笑孙秀兰“黄瓜买弯的，西红柿买裂口的，辣子买黏糊的”。

孙秀兰格外俭省。她习惯去早市买前一天剩下的便宜菜。包顿饺子也要算计：白菜价贵的时候，包饺子一棵白菜3元钱，不如买一元钱5斤的胡萝卜，能吃两回。

这对夫妇近20年没置办过新衣。如今，他们全身几乎都是死者穿过的旧衣。家属们知道他们不忌讳，衣服、被褥一送就好几包。

他觉得，自己与这些捐献者，生前是朋友，生病时自己去照顾过，去世后自己亲手把他们送走，“分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