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谢家麟在45MeV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控制台上工作。（资料图片）

方守贤：

“他是一位战略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方守贤也是一位加速器物理学家，谢家麟1986年辞去BEPC工程经理后由他接任。“科学也需要决策，特别是大科学工程。这就像找矿，必须得找得准。那时候对要不要建加速器、建什么样的加速器，国内外都有很多声音。”方守贤说：“那时候谢家麟先生力主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并且得到了李政道等国内外科学家的赞同和支持。我认为，他是一位战略科学家。”

谢家麟回忆说，那时在建质子加速器还是正负电子对撞机上，学术界还有分歧；而怀疑声也不绝于耳：对撞机要求甚高，中国能做出来吗？其时国力还不富强，花这么多钱值得吗？

“当时外国人有个比喻，说中国人造对撞机，就像要跳上一辆高速运行的火车，跳上去就与火车同步了；跳不上去，就是粉身碎骨。”中国工程院院士叶铭汉回忆说：“谢家麟从技术、管理、经费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严密的计算，认为这个项目是可行的。”

如今追忆往事，谢家麟说：“大科学工程影响巨大，虽然它不像应用工程那样能马上见到效益，但它是为了明天的科学，我们必须统筹兼顾。”

中国科学院院士、高能物理学家陈和生说：“就拿速调管为例，这是雷达、电视信号发射等设备上的重要部件，原来我们一直做不好。当年有个美国友人说：中国产速调管的寿命，还赶不上做一只烤鸭的时间。就是在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过程中，大功率速调管的技术难关被我们攻克了，也借此带动了一个产业的提升。”

就是在中科院高能物理所，1986年发出了我国第一封电子邮件，1988年通过电话拨号在国内首次实现计算机国际联网，成为国际互联网的一员；加速器及其部件出口美、日、西欧、韩国和巴西等国家；大型工业断层扫描设备等无损检测设备系列，正在我国工业领域大显身手；在医学领域，高能所研制人体PET、正电子发射乳腺扫描仪等，已经应用于医疗实验，下一代产品也正在研发中……

每年有近百个科研单位的400多个课题利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产生的同步辐射光源，开展高水平的科研工作，内容涉及材料科学、凝聚态物理、化学、化工、生命科学、地矿、资源等不同学科和领域，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科研成果。

陈和生说：“大科学工程是高新技术的引擎、基础科学的平台——现在大家对这一点已经有了共识。”

在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过程中，谢家麟不仅要把握大方向，对细节处也丝毫不懈怠。这位加速器物理学家不仅要解决技术上的问题，还是项目经理。他引入了国外对大型科研工程使用的“关键路线方法”，组织专人到各相关研究室了解情况、估计进度。这一先进的管理方法为我国此后大科学工程的实施，积累了经验。

他还要对各项预算精打细算：“当时我的办公桌上，堆着约一尺多高的预算表。在审查过程中，我只好用解剖麻雀的办法，选择了一个项目，用了几天的时间，从技术方案到工艺路线和使用器材，逐项调查落实。”谢家麟提出了六项设计指导原则，统一大家的思想。“经过许多调查、分析、说服、辩论的工作，最后9000万元的预算终于成为大家可以接受的数字了。”方守贤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概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在预算内研制成功的大科学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