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振武教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的主讲人。
14年后年轻劳动力恐将不足,30年后中国1/3人口是老人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世界人口发展和全面做好新形势下我国人口工作”进行了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这次集体学习是以4月28日刚刚结束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为背景的。会议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翟振武教授。
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登记的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在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6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在性别构成中,男女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是51.27%和48.73%。
一时间,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短缺、性别比改变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强烈的关注。为此,记者独家专访了翟振武教授,独家解析中国人口现状。
文、图/本报记者 赵琳琳
人口现状:
净增长较高峰期减少2/3
广州日报:近年来,与老龄化、计生等人口问题相关的话题似乎越来越热,为什么会这样?
翟振武:我认为人口问题一直都很热,媒体每个时期关注的热点不同。比如,早在解放初时,就曾有过一场关于人口的辩论,后来形成了对于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的批判。实际上,即使早在解放前,人口问题也有很多人关注,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都发表过专门的与人口有关的论文,毛主席也曾专门写过与人口有关的论文。
中国人口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和转型,经过几十年的计划生育、人口调控,中国已经遏制住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最近二十年一直都在减缓。每年增加的人口也越来越少。在上世纪60年代,我们平均每年大概出生2600万至2700万人,而出生率最高的一年,1962年出生了2900万人,扣除死亡的700多万人,由于生育率很高,平均每年净增2200万人,而现在,中国每年大概平均净增700万人左右。
广州日报:也就是说,现在中国每年净增的人口减少了2/3?
翟振武:对,并且这个数字每年还不断减少,由原来每年增加800多万人,到后来每年增加700多万人,而现在,每年净增的人口大约在700万上下波动,再往后,每年人口增加数量会慢慢地越来越少,当我们每年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大体相等,人口就会进入零增长状态。
本来,人口就是社会的基础和主体,所以人口的每一个变化都会对社会产生很重大的影响。现在,人口问题之所以会不断见诸媒体报端,就是由于人口在剧烈转型,同时,因为计划生育、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也在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
转型:
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
广州日报:中国人口面临巨大的转型,怎么理解你所说的转型?是数量的转型?结构的转型?
翟振武:在人口学里面有一个叫“人口再生产的模式”,实际讲的人们的出生、死亡和人口增长的关系。在以前的社会里,包括欧洲以前也是那样,中国解放前也是一样,叫做“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随着工业革命,还有医疗卫生进步,各个国家陆陆续续进入死亡率开始下降的阶段,出生率还保持在原来的高水平上,这时候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就出现高增长率的阶段,叫“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阶段。
再经过若干年,欧洲经过了一两百年,日本经过的时间短一点,中国也经历了很短的30多年时间,使很高的生育率逐步下降,和死亡率在低水平下又达到了平衡,叫“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
中国是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国家,一个巨大的转型会带来人口结构、性别等各个方面的重大变化。比如,因为生育率较低,老龄化速度会加快,所以,我们能看到中国现在老龄化的程度不断提速,引发议论。目前,中国还不是很富裕的国家,这叫未富先老。对于欧洲而言,是一边富一边老,但中国老龄化速度很快,人口转变速度更快,老龄化来得也比较快。很多物质、制度等方面的准备都没有做好。
挑战:
再过30年1/3是老人
广州日报:中国的人口基数较大,你曾说过,再过30余年,中国人口中三分之一以上都会是老人。
翟振武:对,那时,60岁以上的老人会达到30%左右。中国现在有约1亿8千万老年人,老龄化速度在未来十年会加速,在2021~2031年左右,由于大批老年人都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全部进入老年,这时,中国的人口形状会形成像蘑菇云一样上大、下小的状况,之后,由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出生率的减少,老年人会逐渐减少。而最高峰时期,中国的老年人人口会达到约4亿,这对中国应该是个很巨大的考验,而我们整个制度现在尚未做好准备。
广州日报:老龄化成为目前被关注最多的话题之一,你认为,为什么现在大家如此关注老龄化?
翟振武:劳动力的减少源自前些年出生率的降低,有几个数字可以说明问题,上世纪60年代,每年出生的婴儿约为2700万,而到上世纪90年代,每年大概出生1800万至1900万婴儿,再到现在,每年的出生仅1600万。
首先,中国从未经历过老龄化社会,以前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很高,人口基数塔底部很宽。现在因为出生率低,中国的老年人相比更多,比如,中国现在有1.8亿老年人,很快会达到2亿、3亿、4亿,如此快速的老龄化,对整个社会养老体系和养老制度安排是个巨大挑战。
现在,很多老人不再和子女住在一起,且这一趋向越来越明显,这是社会发展、城市化、家庭核心化所导致的。在家庭养老功能大大削弱的同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又在提速,这一问题引起议论很正常,这也确实是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广州日报:你认为,为了应对未来老龄化的加速到来,政府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好准备?
翟振武:我觉得一个政府要建立养老保障、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等,这是最基本的。第二还是要建好老年人服务体系,这有很多扎实的服务和工作要做。比如,可以有专门的连锁机构为老年人服务,如老年人家政、老年人餐饮等。此外,还要重视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方面的服务和工作。
广州日报:你刚才谈及,其挑战可能来自社保体系?
翟振武:还包括制度、服务体系。来自社保方面的,比如,北京的老年人基本上都能够从政府那里领取到一定的补助,还会给老人发放老人服务券等。但现在,一个最大的欠缺在于服务体系这部分,即使一些老年人有一定的物质收入,也很难找到服务。比如,有些老年人腿脚不利索,却要自己买菜切肉做一锅饭。现在,有很多给白领服务的餐饮点,却还没有给老年人订餐这样的公司和服务;而做给年轻人吃的饭,不少又贵又硬,老年人吃不惯,而老年人也不可能每天去饭馆吃饭。
广州日报:除此以外,还有哪些?
翟振武:再比如说家政服务。比如,很多老年人家里灯泡坏了,尽管年事已高,也必须自己踩板凳换灯泡,比如,一位居住在北京东城的老人,其子女住在北京西城,不可能为这点小事打电话让住在西城的子女专门到家中来,所以服务体系和物质支持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物质支持对农民而言更为重要。现在,我国有了新型农村社会保险等,尽管其覆盖水平目前还不高。除此以外,即使是城市里有一些物质基础,但是涉及养老的许多方面仍然欠缺,比如,以前,我们曾建了很多幼儿园、儿童医院和综合性医院,但北京却很少有老人医院。
对于很多老人来说,医院的硬件设施也需要特别针对他们有特殊设计,比如,年轻人到综合医院看病可能会感到很轻松,但许多年老体弱的老年人却不宜频繁上下楼梯,等等,这些细节化和更人性化的设计都应该在考虑中。总之,在养老问题迅速提速的过程中,我们养老制度的建设却相对比较滞后,物质保障远远跟不上,包括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也很缺乏,许多老年人由于子女不在身边或极少回家而深感孤独,目前,中国的空巢家庭非常多。
劳动力不再廉价:
2025年人口红利期结束
广州日报:如何看待这种劳动力资源的减少?以及人口状况的变化?
翟振武:前几十年,中国劳动力特别多,许多工厂在廉价和奢侈地使用劳动力。在东南沿海地区,很多工厂在招工时,只招收16岁至22岁之间的劳动力,这是劳动力最黄金的年龄,健康无疾病、出勤率高、大脑反应速度快,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都能支持。而现在,由于出生率降低、高等教育发展分流劳动力等原因导致廉价劳动力越来越少时,很多企业就开始大喊劳动力短缺。
这当中有两个问题应该重视,一个是要提高劳动力的待遇,市场上其实还是有很多劳动力资源,价高者得;另外,一些企业还想再依靠廉价、密集劳动型产业支持企业发展已不可能,而劳动力资源和数量的减少,有助于劳动者待遇提高。此外,劳动力资源的减少还能倒逼产业技术升级,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
广州日报:还有一个话题被越来越多提及,那就是人口红利。
翟振武: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进入人口红利期,劳动力供应充分,同时,我国大概在2025年左右人口红利期结束。目前,距离人口红利期结束大概还有15至20年左右的时间,这时,中国劳动力的供应量仍很充沛。而再过几十年后,年轻劳动力很少,老年人口所占的比重上升,人口红利就过去了。如何来解决劳动力减少的问题,只能靠产业升级换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这也是大家讨论人口红利的原因。
广州日报:也就是说,未来的15年至20年对中国发展非常关键?
翟振武:非常关键。所以有人认为中国还会再发展将近20年,主要就是觉得中国还有比较充分的劳动力,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仍存在。而在15至20年以后,由于新增加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劳动力越来越老化,我们需要提前转型,也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来源:广州日报 编辑:邓京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