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创业产生的分歧

赚到了第一笔资金以后，我与宋雅红的分歧也随之产生。所以我现在看，跟宋雅红走到这一步，一切都是钱闹的，自打有钱我们就开始别扭，从小闹到大闹到现在全国看笑话。

有了一点小钱后，宋雅红非常兴奋和满足，她的意见是有了这么多钱，在北京好好享福就可以，不要再折腾了，万一有风险赔了怎么办？但是我的事业心 比较强烈，我觉得还可以做的更大一些。到了1993年，我不顾宋的反对，到老家河北衡水市京华焊管总厂担任副厂长，算是启动了二次创业。

焊管厂建在衡水市的近郊，当时比较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工人都住在集体宿舍、一起吃大锅饭。特别是交通也非常不便，从北京去衡水仅单程就需要 十多个小时，所以我也劝说宋雅红带着孩子到衡水市和我一同生活。但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宋雅红去衡水看过以后，表示那里条件太差根本没法安家。我做了几次工作 都没能说服她。最后她提出来：“你在衡水创你的业，我在北京看孩子。”无奈之下我也就答应了。

其实那个时候焊管厂正是攻坚过坎的时候，我是打心底里盼着她能与我在一起和孩子共同生活，也算是对我工作之余的一种安慰。可最终她也没有给我这份呼应和支持。

由于她和孩子在北京，那个期间我只能北京衡水两地跑，一边顾着家庭，一边顾着事业。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两人渐起摩擦，开始有明显隔阂。 1993年到1995年期间，管厂的效益一直不好，我把手中的积蓄除留出家用以外全部都借给厂里，并且还办理了大笔贷款。这更引起了宋的反对，多次 说我去衡水的决定是错误的，要求我从衡水焊管厂撤出来，回北京安生过日子。当时厂里正是上升爬坡阶段，我经营压力非常大，而作为妻子她又不理解，我做丈夫 的也是年轻气盛不够体谅，总认为她处处扯后腿。这样天长日久，互相的怨气与日俱增，夫妻感情渐趋淡薄。

猜忌、争吵与冷对

1996年的一天，宋雅红突然跑到厂里，称听说我与厂里的一位女副厂长过从甚密，在厂内大闹一场，这令我颜面扫地。宋到厂闹过之后，我们的感情 就急转直下，但这个时候她已再次怀孕，我们的婚姻就这样不冷不热的维系着，这期间，她搬出我父母的家，住到了她自己购置的一处房子里，我也极少回去，事实 上已经分居了。

随后又发生的一件事直接将我们的感情降到了冰点。

当时，因为厂里经营非常困难，我下血本高薪从大厂县聘请了我以前的经理协助我管理企业，为了突出他的待遇，我又花130万买了一辆奔驰(车号冀 T33333)，我坐普桑，奔驰配给这位经理。宋知道这件事后，借故到厂里办事，临走时让奔驰司机送她回家，结果途中她借口让司机下车买水，乘机将车开 走，长时间没有露面，自此之后，我也再没有见过那台车。为了把她和车找回来，我当时甚至都报了案。

次子出生与“抢子风波”

1996年7月，我和宋雅红的次子出生了，在其怀孕期间，我早已经给取好了名字，如是男孩就叫“杜泽龙”，以与长子“杜秋龙”相对应。但是，宋把孩子生下以后没多久就藏匿起来，后来更以“杜则刚”的名字办理了户籍登记。

这个时候我的两个儿子都在宋雅红手里，这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当然时时想念。长子虽然一直跟着她，但我很担心她教养孩子的方式。有一次我母亲看到 长子脸颊受伤，大腿内侧有掐青伤痕，孩子说是自己不小心碰的。那时我与长子已很少有机会见面，知道这些事以后也让我非常牵挂。次子生下刚半年多又让她给藏 起来，在我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我通过跟长子的偶尔见面讨好他，就像秋龙自己在电视上也说：“充当了一个小间谍的角色”，确实是从他那里知道小儿子下落的。 原来，宋把次子放在安定门蒋宅口一个妇女家里，说是保姆，实际上是寄养，孩子打送过去以后，四个月里再没有接回过家里，宋只是偶尔去看望。

知道了次子下落我不可能无动于衷，于是就安排北京办事处的人观察过那家人对孩子的照顾情况，但是实情让我非常心疼。孩子住的那间屋又闷又热，连个风扇都没有，喝的是凉水，尿布也不及时换洗，孩子身上都起了痱子。听说这些我就坐不住了，直接赶到蒋宅口把孩子带了回来。

现在宋在媒体上口口声讨我“抢”了她的孩子，剥夺了一个母亲的权利，这是“抢”吗？我不是孩子的父亲吗？她凭什么把孩子藏起来不让我去看他们？她把两个孩子掌握在自己手里，用孩子的探视权来要挟我，难道不是在剥夺我做父亲的权利吗？我把次子带走以后，宋雅红就出现了。我说生活要回到正轨，长子我带到衡水上学，衡水的教育质量也不错。次子由她在北京跟我父母一起看护。但她不同意。谈不下去了我提出来离婚，可宋仍然不表态，两人又是不欢而散。

现在她在媒体上把这事完全颠倒着说，称当年她没有离婚是我威胁她说“只要你敢提离婚，我就让你一辈子见不着次子”。这种说话让人难以置信，相信 稍有法律常识的人略加判断便知真伪，我凭什么敢说出这种话？又凭什么能把她给吓住呢？难道她不知道离了婚以后更有对监护、探视权益的法律保护吗？

从那以后，但凡我只要打电话给她，一提离婚她就挂断，再之后我电话就打不通了，她也再没有露过面。后来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带着大龙又搬了家，因为这期间我也不止一次到她原住地找过，但她踪迹全无。就这样，从97年8月以后我就与她失去了联系。

她那之后的生活状况，直到2008年以后我才听说并得到确认，她那时把长子放在了寄宿学校，自己与一位有妇之夫张某洲若即若离生活在一起。但在当时，我确实没有了她的下落。

这么大的北京，茫茫人海寻人殊为不易，何况她是故意躲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