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所谓的民意强奸民意”

目前尚无证据证实听证会上到底有没有“托儿”，或者有多少“托儿”，但此番讨论却撕开了中国听证制度的一道裂口。近年来风靡各地的听证会，人们常用“逢听必涨”这样的词进行无奈的调侃，其背后，是公众对听证制度的不信任。

即便是“感觉自己被网友误解”的廖冰虹也认为，一些听证会“水得很”。有时候听证会结束后，工作人员会递上一份他在会上的发言记录，他一瞅，发现自己的很多反对意见被删除了。

“我一提疑问，对方就说：哎呀，廖老师，理解一下嘛。”廖冰虹说。

他也亲眼看到，组织者会向记者提供一份新闻通稿，希望记者统一报道口径。

有的听证会则成了一些政府部门行使权力的工具。在一个拆迁案例中，一块地上的20多户人家被政府各个击破，纷纷迁走，只剩下一户人家孤零零地立在那里。这户人家向四川华敏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敏求助。后来当地政府开了一场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拆迁公司、社区的人前来听证，彻底孤立了张敏的当事人。更让张敏感到意外的是，听证会还没开完，有关方面就拿着听证结论让当事人签字确认了。

“披着合法的外衣，借所谓的民意强奸民意。这就是部分听证会的真实面目。”张敏说，“听证制度是一部好经，可惜被一些人念歪了。”

一些专家认为，现行听证制度的一个重大漏洞，就是听证代表的选拔程序。

“参加了23次听证会，说明她是‘听证专业户’，而不是听证代表了。”听说胡丽天的案例后，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周伟感到很意外，“在我看来，能参加两次听证会，都够多了。”

周伟的观点是，一个人参加过一次听证会后就不要参加第二次了，“成都市1000多万人口，怎么会选不出不同的听证代表呢？完善制度其实很简单，就看政府愿不愿意去做。”

有人提出现在公众参与的热情不高，报名的老是那些人，抽签也没有意义。周伟表示，从根源上考虑，这还是一个程序问题。

“为什么民众不愿意参加听证会？是因为公众意见被采纳的几率太低，很多人觉得参加了也没有意义。扭转这种局面，需要靠设计合理的程序，让公众觉得参加听证会有意义。”周伟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刘飞宇还建议，要培育规范、独立的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由于个体的认识有限，有时候难以提出有价值、建设性的听证观点，而一些行业性的组织则可以把有关问题研究得更加透彻。

现今，规范的听证制度缺失，导致一些听证会的效果完全取决于组织者的理念。在张敏看来，2010年10月28日举行的《四川省突发事件应对办法（草案）》立法听证会就是一次成功的听证会。

由于此前接受央视采访时表达了明确的反对意见，四川省法制办特邀张敏参加听证会阐述反对观点。后来，因为草案中关键条文存在漏洞，有关部门没有通过这部地方法规，而是选择继续完善。

“但如果组织者不是这样的理念，而是找一群‘托儿’来参加听证呢？结果也许就不一样了。”张敏说。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于姝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