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语录

○与中国谈判，意见不一致的情况时有发生。但双方仍然相互尊重，中国很少将贸易摩擦当做人身攻击。

○除了美国方面因为政治压力对中国发起的诉讼，我发现中国违反WTO条款的情况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未来十年，中国很可能成为支撑国际贸易、制定国际贸易政策的主要国家。

○中美两国政府官员对两国贸易参与越少越好，政治对贸易的影响越少越好。

编者按

中国入世十周年跨国访谈，本期访谈嘉宾是2002—2005年期间担任美国助理贸易代表的傅瑞伟（Charles Freeman）。在这篇专访中，傅瑞伟以专家的眼光，对中国入世十年取得的成绩不吝赞美之辞，同时也以专家的眼光，对中国入世后知识产权保护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对中美的贸易摩擦，对WTO条款的使用等，从美国人的视角进行了剖析，观点犀利。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坐落在华盛顿的K街1800号。

走进这栋楼之前，记者的心情忐忑不安。虽然傅瑞伟的工作单位在以“游说”闻名的K街上，但采访前不止一个人给记者打过“预防针”，说傅瑞伟是个非常低调寡言的人。

中科院美国所的老师一听说记者要去见傅瑞伟，就直接抛出一句狠话：即使不吃闭门羹，从他嘴里想撬出几句话，也是要“绞尽脑汁”的。几经波折，好在拿着《南方日报》的邀请函敲开了傅瑞伟办公室的大门。

【中国情结】受父亲影响，16岁即与中国结缘

南方日报：您还记得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吗？

傅瑞伟：1981年。我当时才16岁，随我父亲来到北京。对我来说，那个年份（的印象）太深刻了。中国才刚刚改革开放，还比较落后，但一切都是崭新的、生机勃勃的。

南方日报：作为曾经的美国助理贸易代表，如今又成为专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您和中国结缘不浅，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持续对中国抱有兴趣？这里面有您父亲的影响吗？

傅瑞伟：与中国结缘很大程度上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如你所知，我父亲是尼克松总统访华会见毛泽东时的中文翻译。受他的熏陶，我从小就对中国感兴趣，比如说文化、语言、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后来16岁第一次去中国又正赶上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我精神世界里的这片“新大陆”，当时兴奋坏了。

在青年时代，我就有预感，中国采用改革开放政策后，很快可能会成为一个经济强国。这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方面。如何改变中国，启动市场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导致我后来一直都在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

【谈判细节】意见不一致时有发生，寻求共识“对事不对人”

南方日报：2002年到2005年，在您的美国助理贸易代表的任期内，关于中国，有哪些值得回忆的细节？在您看来，入世之后的中国发生了哪些明显的转变？

傅瑞伟：我记得印象中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是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WTO，我听龙永图说过，他在日内瓦看到WTO成员国，诸如美国、日本、巴西等国家聚集在一起进行激烈的讨论，指责对方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对，但讨论结束之后，大家还能够高兴地相互握手，对之前的指责毫不介意。他认为这种相互指责，这种对事不对人的讨论，对中国人来说非常不适应。而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也慢慢地适应了这种方式，虽然过程中存在着相互指责，但并不是针对某个人的。

我在做助理贸易代表的时候与中国谈判，意见不一致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是双方仍然相互尊重，中国在谈判中很少将贸易摩擦当做人身攻击。而在加入WTO之前，情况正好相反，所以在这方面，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很多参与到其中的西方国家眼里，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能够加入WTO并且遵守有关的法律法规，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虽然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能够看到中国在加入WTO过程中遵守有关的法律法规，并继续促进法制建设的开展，这一点是令人感到满意的。

南方日报：美国当年可以说是中国入世谈判时最难攻克的堡垒。您是如何看待当年入世谈判时，美国给中国贸易条件上设置的“重重障碍”，您又是如何看待十年来美国对中国态度的变化？

傅瑞伟：在我担任助理贸易代表的时候，美国对中国加入WTO非常担忧，认为中国一旦加入WTO会对美国经济很多方面，尤其是劳动力方面带来巨大的压力。实际上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尤其是加入了WTO之后，美国经济的很多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其中也包括中国在WTO中的角色和表现。除了美国方面因为政治压力对中国发起的诉讼，我发现中国违反WTO条款的情况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归根到底，美国其实是一直都希望看到中国能够加入WTO，但是中美两国的贸易协议，还有WTO这一体系的存在都是基于大量的法律条款。

中国与古巴不同，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中国政府对WTO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因此中国要加入WTO，整个协议势必涉及各个方面，也就要有大量的法律条文作为依据。所以，整个协议的签订都是为了中国能够不仅仅成为一个成员，而且要成为新一代WTO的代表国，成为WTO成员国的典范。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需要中国内部进行多方面的调整。入世十年后，看到中国加入WTO后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是法律法规方面还是别的方面，无一例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同样，中国作为WTO新一代的典范，无论是从重要性还是从代表性方面，对WTO其他成员国，包括美国，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所以美国很多人，包括巴尔舍夫斯基、佐利克、希尔斯都认为，中国对促进WTO及美国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都希望WTO能够越来越好，成为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市场改革的动力。如果当初对中国加入WTO的要求没有那么高，那么中国对WTO的发展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角色转换的影响力就没有那么大了。

【十年发展】出口体现竞争优势，知识产权保护突破最大

南方日报：您如何评价中国加入WTO十年以来取得的进步？觉得中国在哪个领域取得的突破最大？

傅瑞伟：总体来说，中国加入WTO之后的表现是非常优秀的。中国出口的发展反映了中国的竞争优势。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其智囊也根据WTO的条款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我认为，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有所突破。现在中国知识产权意识确实有所提高，因为很多中国的发明人看到了自己发明的价值，因此意识到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因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有所提高。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过去中国政府认为知识产权保护是西方的价值观念，而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全球通行的价值观念，而且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的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

虽然政府态度发生了转变，但是在地方层面还有个人层面，这种意识仍然比较薄弱，所以中国仍然在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加强执法力度方面进行努力。随着中国各个层面知识产权意识不断提高，中国与美国、与世界在这方面的差距不断减小。

南方日报：您觉得中国在履行WTO义务方面做得怎么样？中国应该如何继续提高其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

傅瑞伟：在很多方面中国很好地遵守了WTO的原则，但是在其他方面，其中就包括出口限制这方面，我觉得制定这一政策的人还可以更重视WTO原则。

【未来定位】中国很可能成为制定国际贸易政策的主要国家之一

南方日报：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那么您对中美未来经济合作与发展作何展望？

傅瑞伟：中美两国的关系实际上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差。人们看到中美两国之间有不少贸易争端，就认为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也一定很紧张，实际上并非如此。

美国方面认为中国货币价值偏低，而中国则希望美国能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这是中美两国贸易关系不断成熟的标志。中美两国的贸易额达到4000亿美元，没有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是4000亿美元本身就说明了中美两国贸易的成功。无论是在贸易关系还是经济一体化方面，中美两国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1981年，中国将美国作为经济发展的模范，但是觉得中美两国差距太大，没有办法达到美国的发展水平，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经济不断发展，而美国经济却在衰退，所以中国将美国作为经济发展的助力这种想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美两国未来的经济合作将不断发展，但是同时肯定也会面临着不少问题。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是异常紧密的，尽管我们之间存在问题、摩擦、误解，但是总的来说中美两国的商务人士长时间以来一直都在努力发展两国的经贸关系。中美两国政府官员对两国贸易参与越少越好，政治对贸易的影响越少越好。

南方日报：您认为中国在未来10年中在国际贸易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傅瑞伟：中国很可能成为支撑国际贸易、制定国际贸易政策的主要国家之一。但是中国现在仍然面临着国家内部问题的挑战。所以中国希望美国和西方国家能够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起领导作用，这样中国就能够集中精力解决内部问题。但是问题是现在中国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影响巨大，中国政府不可能忽略这一点，仅仅关注内部问题。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整个国际贸易体系将会崩溃。所以问题并不在于责任是什么，而在于由谁来承担这一责任。

即使美国希望能够管理国际贸易体系，现在美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也不允许，所以美国需要中国，还有其他国家，包括印度、巴西等来推动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地位还没有确定，因为过去美国一直起着领导作用，但是现在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人物特写“感谢我的父亲，把我带到中国”

傅瑞伟，2002—2005年任美国助理贸易代表，专职负责中国事务。在他的政府职业生涯中，曾经在协助中国、蒙古等亚洲各国形成总体贸易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在政府任职以外，他还做律师和商业顾问。如今，傅瑞伟作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项目部主任，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美国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几十年来，亚洲和美国成了他生活、工作的轴心。尤其对中国，他更是怀有一份难以言表的特殊情感。

1981年，当16岁的傅瑞伟第一次随父亲来北京，看到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就立即被这片土地无限的可能性所吸引。“与中国的缘分，一直是我人生中的骄傲。”他的父亲傅立民，是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会见毛泽东时的翻译，见证了中美关系那场历史性的破冰之旅。

而他一家与中国的渊源还不仅如此。傅立民的曾祖父老弗里曼先生1915年就来到中国，在清华大学任教，作为一名水利工程师，参与了中国三峡大坝的最初设计。

傅瑞伟也并不似一般避讳谈及自己父辈的名人后代，作为美国媒体报道中的第二代“中国的手”，他乐观积极地肯定“家族传承”对他的影响。他说：“感谢我的父亲，把我带到中国，引我踏上了解中国的历程”。

■记者手记谈中国入世十年他总结得很认真

因为父亲傅立民的缘故，傅瑞伟的中文讲得非常地道。基于这一点，记者建议访谈是否改用中文，他谦虚又幽默地回应道：“专业问题还是用我的母语讲吧，中文说得溜的全是‘废话’”。

然而在整个访谈过程中，傅瑞伟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他甚至很坦诚地告诉记者，在经贸领域美国拿政治作秀有多无聊。

傅瑞伟透露，在他还是助理贸易代表的时候，人们就指责布什政府因为对华贸易政策而导致了失业问题严重，丧失了大量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卸任后，他希望开展一项研究来证明就业机会的减少并不是对华贸易造成的。但是受到了美国政府内部有些人的阻挠。因为如果最后证明了美国的失业并不是由中国造成的，那由谁来负责任呢？如果不是中国的问题，那么就一定是美国的问题，但是在政治上，宁愿这是中国的问题，而不是美国的问题。

他的办公室墙上贴满了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宣传画，如“建设四个现代化”和“工人阶级有力量”。傅瑞伟笑言，1981年第一次到中国什么都是新奇的，可见那段岁月给少年时期的他打下多深的烙印。

所以和他谈中国入世十年的发展，傅瑞伟会很认真地总结，“于公于私的个中缘由，我比谁都愿意看到中国贸易的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南方日报特派记者谢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