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荣久强调，开放型经济体系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基石，但遗憾的是，它并未完全成为我国政府部门出台各种对外经济活动政策的基点，引出一些问题，值得重视。

入世后，相比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成就，中国在体制完善方面仍相对滞后，是今后应着力加强的。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也指出，要坚定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改革，加快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刘军红说，中国入世十年成绩突出，完成了阶段性任务，但经济对内对外均衡的问题仍未解决。这与过度强调物质文明和市场经济，忽视法制、行政体系和医疗保障等社会体系的建设有关。

这些问题已影响到中国竞争力的提升。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推出的《亚洲竞争力2011年度报告》显示，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亚洲第一，但竞争力仅列第11位，韩国、中国台湾和日本列亚洲经济体竞争力前三名。

报告指出，中国排名靠后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在这方面中国亟须解决的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政府商业行政效率（第22位）；基础设施能力（第14位），包括互联网、电力以及通讯设施方面；以及社会发展水平（第31位），包括医疗服务和交通安全问题。

刘军红说，中国应以入世十周年为一个新起点，进入体系构建的时代，继续完善市场体系，同时进行社会建设，完善社会服务体系、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

张茉楠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引擎从外需向内需转换的拐点已现，内需转换关键在于刺激消费型经济增长，这需要中国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体系。

北京WTO事务研究咨询中心首席专家程大为对本刊记者说，中国在加入WTO后，做了很多涉及贸易、法律和政府体制的改革，也开始在制度设计上创新。例如加入了“和谐”等带有中国元素的想法，但这些还不够系统，不够清晰。

在WTO中发挥更大作为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年间，随着经济贸易高速发展，综合实力增强，已逐步成为世贸组织核心成员。对WTO本质及未来走向趋势作出正确判断，对中国在其中争取更大利益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刘军红认为，WTO提倡有管理的自由贸易体系，其体制应得到尊重，但发达国家成员滥用保护主义，有很多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做法，中国积极、自觉和主动推动WTO谈判，符合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也能促进世界经济整体发展。

当前WTO多哈回合谈判出现停滞，很可能面临失败的结局。对此，刘军红认为，多哈回合谈判的根本症结在日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农业问题上的矛盾，这是主要矛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则问题属于次级矛盾。他说，指责谈判失败责任在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转嫁祸水的做法。

陈凤英也认为，多哈回合的前景悲观，核心问题是WTO规则制定带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烙印，仍由西方主导。她认为，WTO和IMF一样必须改革，在后危机时代构建一个更公平公正的架构，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发挥影响力。

程大为对本刊记者指出，WTO运行仍正常，其危机在谈判层面。有危才有机。她认为，WTO总干事拉米说“共赢”，中国提出的“和谐”理念也可以理解为“共赢”，中国应以推动WTO体系合理和谐作为目标，积极追求成为和谐WTO体系的主导者，全面参与世界经济体系重塑。

薛荣久坦言，入世十年来，中国切实履行承诺和成员职责，取得很大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贸易高速发展但严重失衡；尚未形成与中国外经贸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贸易谈判权、国际规则制定权以及由产业、企业为基础的贸易谈判体制，参与世贸组织的深度、广度和影响力有限；贸易争端加多、加深，贸易摩擦频发，国内有些部门出台的法规、决策和表态，与世贸组织规则出现背离和某些企业世贸组织规则淡薄等。

在新的十年中，中国在世贸组织中应坚定核心成员地位，勇于肩负起更多的职责。第一，使中国从经贸大国成为经贸强国，全面协调发展；第二，主动加大和加深对外开放，并要求成员相应对等的开放；第三，以互利共赢理念构筑与世贸组织成员的关系；第四，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成功和世贸组织的改革，多哈回合结束将是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提升中国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重要机遇；第五，积极肩负起核心大国成员的职责，主动沟通与协调，消除误解和误判，减少负面影响；第六，双边经贸合作与多边贸易体制有机结合，推动两岸四方朝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第七，加大参与度，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向更加公开、高效、公平的方向发展。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编辑：许银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