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009年8月31日凌晨，荷兰鹿特丹，中国柔道女将佟文以一个漂亮的“一本”将英国选手卡·布莱恩特掀翻在地。这个被亲切地称为“功夫熊猫”的大块头，兴奋地大叫起来。这是她第四次夺得世锦赛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冠军，她也再次向世人证明了她在这个项目上的垄断地位。

国家体育总局9月初披露的一项截至2009年8月的统计显示，佟文的这块金牌，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运动员在各类国际赛事中收获的第2310个世界冠军。

从容国团在1959年的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到许海峰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再到中国军团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以51枚金牌名列金牌榜榜首，新中国的体育从薄到厚、从弱到强，已发展成为世界体坛上的一支强劲力量。

金牌越来越多了，金牌承载的东西也不知不觉地改变了。

乒乓外交：远离政治的行业办了一件政治影响很大的事情

2008年11月，一群年过六旬的老者相聚广州。他们中有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徐寅生、李富荣、庄则栋，还有一位我们不太熟悉的美国人——当年的美国乒协副主席蒂姆·博甘。

正是这些老者，在30多年前演绎了一段佳话，让冰封22年的中美关系出现了松动。那段历史有一个载入史册的名称：“乒乓外交”。

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第31届世锦赛上，率先迈出与美国运动员交往第一步的庄则栋，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尽管“美帝国主义”的字眼当时在脑子里根深蒂固，但当看到美国选手科恩错上了中国队的专车时，他还是忍不住上前说了这样一句话：“虽然美国政府对中国不友好，但美国人民是中国人的朋友。为了表示中国运动员对美国运动员的友谊，我送你一幅中国杭州的织锦留念。”

让庄则栋没有想到的是，这句话开启了一段崭新的历史。美国运动员正式向中国队表达了希望被邀请来中国比赛的想法。一次在现在看来很普通的两国代表队间的互访，成了当时轰动全世界的新闻。

1971年4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来访的美国乒乓球队；1年之后，尼克松总统在白宫玫瑰园的草坪上向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致欢迎词。初来乍到的美国人在中国没有遇到他们所担心的被工人、农民用锄头、棍棒追打的场面，远赴重洋的中国人也没有在美国看到他们害怕的“人人有手枪”的情景。但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留着长发的男人科恩，而这个中美乒乓球外交史上的风云人物，也第一次看到了穿军装跳芭蕾舞的“红色娘子军”。

在没有多少渠道互相了解时，体育成了最好的载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看台上是清一色的绿色或灰色。不会有人喝倒彩，场馆内永远气氛热烈。因为大家都懂得“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道理。

中国女排：靠体力和技巧争胜的球员奉献了珍贵的精神食粮

以雕塑群像的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新中国体育史上能享此待遇的只有女排姑娘了。被放置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前的这组群像，以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排冠军队成员为主体。但“女排精神”这4个字作为通用词组出现，却是始于1981年。

中国足球、篮球现在还在为要不要请外教争论不休，但早在40多年前，中国女排就请来了第一位洋帅——日本著名的“魔鬼教头”大松博文。1964年至1965年间，应周恩来总理之邀，大松博文曾3度来华指导中国女排的日常训练。

这位日本教练在训练中近乎魔鬼般的大运动量训练方法，以及他一再强调的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既是后来女排功勋教练袁伟民总结的“三从一大”的前身，也是“女排精神”的源头。

改革刚刚开始时，开放的大门徐徐拉开，交织着迷茫与希望的中国人，亟须一种振奋的力量。此前一直处于“厚积”状态的中国女排，迎来了爆发的时刻。

1979年，国际奥委会恢复了中国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同年年底，中国女排击败当时不可一世的日本女排，夺得亚锦赛冠军。1981年至1986年间，中国女排在世界杯、世锦赛以及奥运会上横扫千军，不仅实现了世界排球史上第一个“五连冠”的壮举，还创造了中国体育史上“大球翻身”的奇迹。

66岁的北京老人蔡欣，现在还能记得20多年前全家围坐在12吋黑白电视机前观看女排比赛的情景。当时的央视解说员宋世雄激情澎湃的声音，老人家至今仍记忆犹新。老人告诉记者，在那之后，再没有什么比赛能让他有如此发自内心的激动和兴奋。

那种振奋显然是全民性的，自豪感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袁伟民、孙晋芳、郎平、周晓兰、曹慧英、杨希、陈招娣……他们的名字被载入中国体育史册，也烙在了一代人的心里。“女排精神”则作为一种象征传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