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包干在农村落下‘户口’，责任田成为农民的‘救命田’”

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一纸“大包干”契约，将亿万农民从人民公社制度下解放出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潮涌中国农村。

记者采访时，赵菊兰让小儿子侯争胜爬到房梁顶，找出了一个“六股叉”，这是人民公社解散、分田到户时家里分到的农具，赵菊兰一直珍藏着。她说：“大包干让农民的土地失而复得，责任田成了‘救命田’”。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一年的7月19日，路一大队第五生产队采用抓阄的办法分了牲口、农具和责任田。侯永禄一家共分到四亩七分二的责任田，他在日记里感慨万千：“不管怎么说，大包干就是好，大锅饭就是不怎么样。谁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大包干”激发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侯永禄老汉的女儿侯西玲说：“积肥、选种、浇水……一家家起早贪黑的，连过去沟边的荒地都种上了麦子、蔬菜。”如今我国粮食人均产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以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功不可没。

1985年春天，侯永禄在自家院子里新盖了10间瓦房，女儿引玲家以998元买回来全家第一台黄河牌14寸彩电。侯老汉高兴地写下顺口溜：“公社吃了大锅饭，多年粮食难过关。各种办法都试遍，最好还是大包干。”

“不变”的是稳定的土地承包制度　“变”的是农业补贴越来越多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全国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限的临近，中央及时决定在农村进行第二轮土地延包，承包期为30年。1997年，侯永禄老汉所在的路一村进行了第二轮土地延包，“家家户户仿佛又吃个了‘定心丸’。”

可是，农村的发展也并不一帆风顺。此时，主要依据每家承包的地亩数征收的农业税、农林特产税、乡统筹、村提留、各类杂费等农民负担，在不少农区越来越重，干群矛盾越来越突出。1999年11月19日，侯永禄在日记中写道：1999年的农林特产税任务特别高，今天西玲过来说，村上来收苹果税的人蛮不讲理，把她的缝纫机抬走了。

“为了一个苹果税，弄得人心惶惶。”因缴不起苹果税，侯兴才家的电视机被抬走了，侯振山家的四轮车被押到了镇上，侯四易家的粮食被装走了几麻袋，王新吾家被牵走了槽上的大乳牛……

这段日记，透露出一段时期里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2004年至2009年，中央连续6年发出6个“一号文件”，核心是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通过免除农业税，财政直接补贴农民等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使农民休养生息。自此，农村改革实现了由“取”向“予”的重大转变。仅今年，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等直补资金就达1230亿元。

“第一次直补时，每亩地补5元，虽然钱不多，但我激动得整整一晚上没有睡着。”侯西玲说，“如果那时爸爸还在，日记里又会有许多‘快乐’‘激动’‘满意’的字样。”

路一村村委会主任侯亚奇说：“土地制度的‘不变’和给农民以种粮补贴的‘变’，说明我们党农村土地政策的成熟。现在村里一些在沿海务工的年轻人回到村里，包地种果树、蔬菜，土地在农民眼里越来越金贵！”

编辑：关晓萌 宁波 来源：新华网（记者 刘健 储国强 陈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