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大联欢活动中的文艺表演

民族大联欢活动中的文艺表演

 

办一届热烈隆重、特色浓郁、团结和谐的盛会——这是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代表贵州许下的庄重承诺。在第九届民族运动会即将闭幕之际，贵州用实际行动兑现了承诺。而在其中展示出的热烈的民风，多彩的文化，团结的气氛和向上的发展精神，给观众留下了神秘和惊叹。在民族运动会背后，中国日报记者走进东道主、深入东道主，为你揭秘一个多民族和谐相处、共同繁荣的贵州。

和谐样本

第九届民族运动会前夕，农历七月初七，贵州龙里孔雀寨：青山满目娇翠欲滴，情歌声声婉转悠扬。

这是龙里县羊场镇孔雀寨布依族传统的节日“七月七”。

这原本是布依族的节日，可村寨周围各民族的人都到了，并用对歌、斗牛等形式一道欢庆“七月七”。

“ 寨子里有布依族、苗族和汉族，大家互帮互助，一道创造了今天的美好生活。”当地布依族大爷刘贵林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在当地，不管是哪个民族的节日，各个民族的同胞都会主动积极参与。

再往前推几天，农历六月二十四，是水城县玉舍彝族火把节。

这是一个更大型、更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传统节日。

整个水城县的彝族同胞之外，还有从全县各地赶来参加的各个民族同胞。

在民族文化研究专家、中央民族大学刘贵教授眼里，这是一次团结和谐的盛会。

“附近各县的彝族同胞，都要赶到水城县玉舍镇的彝人广场举行各项庆祝活动。附近的汉，苗，布依同胞也纷纷前往参与，人数常达数万之众。”刘贵说，热情的彝胞在广场上准备了咂缶酒，各路来宾饮酒进入广场后，就成了“自家人”，自然的融入了活动和气氛中。

“最为难得的是，来参与的各个民族都是自发的，根本不需要活动方发出邀请。”刘贵感叹，像玉舍彝族火把节这种既能保持民族文化传统，又能让各民族自发参与的活动，在其他省份并不多见。

在贵州，这只是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一个缩影。

以苗族和侗族为主要民族的黔东南自治州，每当举办苗族或者侗族的文化活动时，全省的其他民族同胞也会前往参加。

“不管是别人走进来，还是我们走出去，黔东南都紧紧地和全省各族人民团结在了一起。”黔东南民宗委副调研员杨再良说：“开幕式上贵州团千余人的表演队伍，从服装到银饰再到表演都有黔东南的影子，尤其是银饰，都是出自我们黔东南的能工巧匠之手。”

杨再良说，开幕式的成功，让无数人称赞贵州的变化、贵州的精彩，更对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这说明，保护和传承好自身民族的文化很重要，但团结其他民族，让各民族的文化和经济共同发展，更为重要。”杨再良说，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黔东南，不仅仅是将过去自娱自乐的“玩意”拿出来和大众分享，考虑到与现代社会、国际都市的接轨，黔东南也用一种别样的方式进行了一种“混搭”，保护自身文化的同时，促进民族之间的团结，加强对外交流和交往。

其实，贵州各个民族和谐、团结相处，共同发展，历史悠久。

翻开历史，贵州是最早纳入中央版图的民族地区。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秦开五尺道，“诸小国颇置吏焉”，揭开了中央王朝辖及贵州的序幕。

同时，贵州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高度一致。明朝时，贵州最大土司霭翠逝世后，代行权力的妻子奢香夫人，始终同明王朝中央保持一致，成为维护祖国一统、民族团结的典型范例。

而新中国的贵州民族团结，则可以追溯到红军长征时期。

长征过程中，红军与贵州少数民族群众的动人故事不胜枚举，1934年7月，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建立黔东特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苗族问题的决议》。1936年初，红二、六军团转战黔西北时，王震亲自组建了苗族独立团。

到了1948年至1949年间，地下党于贵州边境民族地区组建罗盘支队、威宁游击团、松桃苗民游击队等开展武装斗争，配合解放大军迎接贵州的解放。

源远流长的贵州民族团结犹如一部民族团结的史诗，为贵州的民族团结打下了坚实的历史根脉和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