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不仅能有效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还有利于实现农民工群体向现代产业工人的转变，为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和产业转型升级积蓄力量。”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车秀兰，对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有着深深的思考。
车秀兰说，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2011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调查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5亿。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数量超过1.5亿，占总量的三分之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和就业技能，直接影响到他们在城市中的就业水平，而且关系到我国基础性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车秀兰指出，尽管国家对于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予以推进，但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一些普遍问题。一是培训机制不健全。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工作由农业、教育、人社、发改、财政、扶贫办、工会、妇联、共青团等多部门共管，培训内容、费用补贴等要求均不相同，导致培训资源分散，形不成合力;相关政策激励功能不强;培训工作计划性较弱，组织保障机制有待完善;培训机构数量众多，良莠不齐，缺乏统一领导和监督，没有形成完善的培训网络。二是培训经费不足。政府财政支持水平偏低，难以满足实际需求。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尚未形成长效稳定投入机制。多数用人单位没有按照《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等建立职业培训制度，提取职工培训经费。三是培训内容和实践结合不紧密。很多地方农民工培训存在走形式问题，培训内容不实用，表现为搞创业培训不合实际，搞上岗培训专业又不对口。培训信息传播存在盲区，很多农民工对相关情况不了解，不愿接受培训。
结合大量的走访调研和认真思考，车秀兰对进一步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提出建议：一是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机制，在中央层面建立专门的培训管理机构或管理小组，在地方设立对口的培训管理部门。健全组织协调机制，加强中央和地方管理机构、部门之间的沟通联系和组织协调，明确权限职责、管理范围，正确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工作的健康发展。完善监督机制，在充分发挥现有监督部门监督职能的同时，还可以在培训管理部门中成立专门的监督小组，保障各项工作和制度有效、透明地运行。二是构建政府为主、社会参与的投入统筹机制。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政府应承担主要投资主体责任。应把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工作纳入社会公益性培训的范畴，设立专项基金，纳入输入地政府财政预算。进一步拓宽投资渠道，构建起多元化培训投入机制，通过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引导和鼓励各类学校、工商企业、社会团体提供培训扶持资金，鼓励金融部门运用信贷手段加大对培训机构的资金扶持。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基金，鼓励和引导私人资本进行农村人力资本开发。三是创新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手段与内容。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分为订单模式、职业资格认证模式和培训券模式等，有效整合各方面社会资源，形成校企联合模式、志愿者模式、个性化自学模式等新型培训模式。因地制宜地制定培训激励政策，用人单位可以将工资标准与职业技术等级实行挂钩。给予一定比例学费减免、颁发荣誉证书、开辟绿色户口通道等奖励措施。用人单位用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的费用，可以按一定比例计入经营成本，在税前列支。四是营造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良好氛围。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工作的紧迫性，以及对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和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加大培训的宣传引导力度，通过尽可能多的途径，将培训的重要性、就业准入制度、用人单位岗位人才需求状况、各培训机构的培训内容及时间安排等相关信息，进行及时广泛的舆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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