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质疑来源于中国消费比率过低，“唱衰中国者”以此作为依据认为：低消费率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最终将推动资产泡沫导致中国经济的全面崩溃。技术进步与生产率提高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动力，但不投资就没有技术创新与生产率的提高，更谈不上消费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的经验也表明新兴经济体的起飞大都依赖于储蓄与投资，而仅仅依赖于消费则最终将导致新兴经济体债台高筑，最终陷入经济增长的陷阱，这样的案例以阿根廷最为典型。因此，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根本源动力仍然在于投资，并在此基础上合理提高消费水平，平衡投资与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不应当过度盲目地提高消费水平而压抑投资。“唱衰中国者”仅就此便断定中国经济将走向崩溃无疑是荒谬的。“唱衰中国者”不应当不知道，中国虽然消费占比低于发达国家，但发达国家的消费其实是过度与畸形的，根本不应当作为可比的标准。此外，“唱衰中国者”也忽略了中国经济虽然消费占比略低，但中国消费的增长速度确实全球的佼佼者，2013年增长率达到13%，远高于GDP增速。同时，中国加速了工资体制、养老保障体制、医疗体制的改革，进一步启动城市化进程，这些因素均将大大提升中国的消费水平。即使面临外部需求回落的压力，中国通过本国消费需求的扩张，同样能够吸收中国的生产能力，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唱衰中国者”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走到尽头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国人口红利逼近临界，中国丧失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后将造成中国核心竞争力的丧失。此外，他们还认为中国逼近刘易斯拐点，势必导致中国工资水平迅速上升，从而压抑中国制造业的投资，最终使得中国丧失增长的动力，出现经济的全面崩溃。“唱衰中国者”武断地将中国经济增长完全归因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忽略了制度成本在增长中的影响。在中共十八大后，新一届的中国政府逐步将简政放权与制度改革放在其工作的核心位置，仅2013年便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21项。大量行政审批的取消与下放大大提升了中国的营商环境，新企业的设立出现了新的高潮。中国人口红利虽然逐步逼近刘易斯拐点将带来资本收益下降，但制度红利同样将促使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除此之外，“唱衰中国者”最为常用的大棒是一副有色眼镜，“唱衰中国者”担心官员贪污徇私、缺乏透明度，从而引发资金外逃与产业衰退。但实际上，201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175.86亿美元，同比增长5.25%，中国仍然是最为重要的外资流入国之一，并没有出现任何外资大量外逃的迹象。随着中国通过一系列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营商环境不断得到优化，消费市场不断扩大，中国在长期内仍然是外商投资最为重要的选择之一。而“唱衰中国者”最为关心的中国腐败问题，中国新一届政府显然以实际行动给予了鲜明的答复。新一届中国政府强化了治理腐败在工作中的地位，仅2013年一年便有17名省部级官员因腐败问题遭到查处。中国政府通过持续的反腐败行动显然给投资者打了一针强心剂，“唱衰中国者”引以为凭的依据将不复存在，而又何来的中国经济崩溃？

由此，我们能够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增长虽然面对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与需要面临的挑战，但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远不像“唱衰中国者”所说的那样黯淡与悲观。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基础仍然存在，而我们所需要做的仍然是继续着力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相信在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快速增长的答卷面前，“唱衰中国”也将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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