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市场知道，政府的手什么时候会动，什么时候不会动
“钱荒”事件发生20天后，李克强公开阐述了自己的宏观调控思路。7月9日，在广西举行的一场经济形势座谈会上，他说：“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
这并不是李克强首次提出“合理区间”的表述，但却是他第一次对“合理区间论”做出的具体阐释。他解释说，所谓“合理区间”，是指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只要经济运行在这样一个合理区间内，政府就不去干预刺激，而是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合理区间论”提出的当下，正是中国经济去年最困难的时期，出口数据大幅波动，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唱衰中国”的声音在国际舆论中此起彼伏。更令市场担忧的是，没有人知道政府会不会救市。一位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不要说社会上，我们自己一些工作人员都坐不住了。大家都很疑惑，政府怎么还不采取措施？”
长期以来，政府部门曾追求高度灵敏的调控政策。“猪肉价格降了，我们马上补贴农民，修冷库增加储备。结果冷库还没修完，价格又上去了，根本跟不上市场。” 这位工作人员说。
而“合理区间论”的意义在于，它给了市场主体一个明确稳定的预期，让他们知道，政府的手什么时候会动，什么时候不会动。“既不让市场觉得，一有困难政府肯定出手，也要让市场相信，真正遇到了困难，政府不会不管。”他说。
如同一剂“定心丸”，“合理区间论”很快获得了国际国内市场的积极回应，香港恒生指数和上证综指受此鼓舞，小幅走高。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认为：李克强为经济增速划下了一条线，给中国和全球股市提振了信心。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则认为，这是中国领导层向市场和公众发出的“明确、坚决的信息”。
“合理区间论”提出两个月后，中国经济开始表现出明显的回暖迹象，研究机构也纷纷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表示，此前“唱衰中国”的论调纯属假警报；创造“金砖四国”概念的美国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称：“我坚信中国10年平均增速7.5%的抱负很可能实现。”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事后分析，“上下限管理”和“合理区间”的说法，对提振市场信心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多人就此认为，今后的经济不会比2季度更糟糕，应该会上去，所以我有钱就要花，有钱就要买设备、雇工人，事实上达到了激活货币存量的目的。”马骏说，“去年3季度中国经济企稳回升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合理区间论’的提出，给了市场一个稳定的预期。”
10月21日，李克强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经济形势报告时，再次拓展了对“合理区间”的表述。他说：“我们要引导市场预期，确定合理区间，下限是经济增速不低于7.5%左右，上限是CPI不超过3.5%左右……在这个区间内，尽可能释放改革的最大红利。”
一位政府人士后来评论说，每个经济指标都有一个上下浮动的空间，但把几个指标联系在一起，制定出一个区间，这是一种“创造性发明”。“这源于克强总理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也源于他多年执政地方、中央积累的实践经验。”
我们能感受到，总理有很大的改革动力和决心
去年3月，李克强出任总理当天，一篇报道这样写道：“当多数国人对这位中国经济巨轮的新任掌舵人充满期待之时，熟知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专家学者，却对未来的航程不无忧虑……全球经济复苏的脚步乏力，而中国正面临学界所称的‘中等收入陷阱’。”
一个形象的比喻是：中国经济患上了一种“病”，身体“又虚又滞”，一方面需要“补”，但同时又消化不良。而李克强给这种“病”开出的药方，就是改革。就任总理一个月后，他主持召开首次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时说：“针对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深层次矛盾，要对症下药……根本上讲还得靠改革，通过改革固本培元，增加经济发展的元气。”
在许多境外媒体报道中，李克强最鲜明的标签是“改革”和“市场”。十八大过后6天，他主持召开座谈会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成为当年网络最热的金句之一；而在就任总理当天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他公开承诺，要用壮士断腕的决心自我革命，“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
事实上，记者会结束后第二天，李克强便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主题就是研究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事项。会议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内容分解细化为72项任务，逐项明确责任部门和完成时限。李克强明确要求，各部门要按季度列出工作时间表，“扎实推进改革”。
一位国务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近一年来，她见证了很多改革“加快推进节奏”。她说，过去各部门想改革，需要自己报方案请求批准，而现在，国务院领导会主动询问各部门，“你们有什么改革方案”？
这位工作人员透露，她所在处室正在协调24项改革研究课题，而且“研究和落地同时进行”。她和同事们的工作内容，早已从过去的“传递文件”变成了“督办改革”。
“我们能感受到，总理有很大的改革动力和决心，很想改。”这位工作人员说，“我们正在研究的一些改革进程，可能会进入国务院常务会讨论，还可能被列入政府工作计划，这些都使我们感觉到，改革在提速。”
2013年，李克强先后两次主持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他还多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措施严控新设行政许可、部署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等举措。截至当年12月，国务院先后分三批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
而这些以“削权”为主旨的改革，换来的是市场的大大松绑和社会活力的充分释放。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各类企业登记数同比增长27.63%，其中民营、个体企业增长29.98%，民间投资比重上升到63%。
一位分析人士指出，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一些地方的经济实际是“市长经济”或“县长经济”，政府负责人像是那个地区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新一届中央政府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厘清市场和政府的权力边界，让市场发力。而政府致力于回归市场的改革，相当于“再造中国的经济发动机”。
改革当然会遇到阻力。一位工作人员透露，此前推进的一些改革，也曾遭遇个别部门抵制，但李克强总理的改革决心更为坚定。他在去年11月的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要民意为先、舍利为公，有敢啃‘硬骨头’的勇气，义无反顾、一抓到底。”
他同时提出，要依法行政、依法监管、“放管结合”，建设法治政府。“政府不能当‘司机’，直接开车上路，但要管好服务的‘路灯’和‘红绿灯’，当好监管的‘警察’。”
有媒体发表评论认为，2013年，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源源不断释放的“红利”，是中国经济“反转”的重要驱动力。一位政府人士对此也持相同观点：“简政放权本身就是宏观调控的重大措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取消下放还在一步一步推进，这对市场预期的改变非常重要。改革是一个长期见效的过程，不仅会影响当前，也会影响长远的市场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