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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公款生意”现状:倒卡“黄牛”下岗 年历积压无人要

2014-01-05 14:27:41 来源: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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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3年,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各地党政机关积极贯彻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要求,封路少了,剪彩少了,庆典少了,送礼少了,吃喝少了……这些变化,百姓看在眼里,喜在心中。

也因如此,一些主要做政府生意的行业受到重创,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痛苦转型。比如高档餐饮业绩持续下滑,高端白酒纷纷转走亲民路线,大型商场购物卡卖不动等。这也使得个别专家担心消费和内需受影响。但这是当下推动廉政和反腐事业必须支付的成本。更需指出的是,依托于浪费公众财富的内需也是不可持续的。

属于权力的归权力,属于市场的归市场。新年已至,春节将近,本报记者深入一线,实地采访调查部分京城正在经历痛苦蜕变的行业,试图折射出2013年反腐倡廉、转变作风的成果。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八项规定”能继续得到更有效的执行,并完善相关制度,加强监督,使权力运行更加公开透明,让这些“畸形”发展的行业永远成为历史。

如此,则国之幸甚,民之幸甚。

从2012年12月4日中央出台“八项规定”至今,已过去整整13个月。据记者调查,在过去的一年多里,那些曾与“公款消费”、“隐形福利”关系紧密的行业,因背后的利益链条被逐步阻断,在寒冬中愈发萧条。

高档餐饮门口寻不见公车身影,机关里不再有堆积如山的各式礼品,名牌商城周边的倒卡“黄牛”难见踪迹,越来越多的百姓相信,这一次的党政机关转变作风行动,绝不是去之又来的“一阵风”。

政务酒宴减少 高端餐饮低迷

去年11月的一天,北京市民杨燕开车经过昆明湖南路,发现高档餐厅“御宴海鲜”的牌子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湘粤菜馆”。“以前一到晚上,店门口停满了车。”杨燕回忆道,“里面非常高档,据说人均是不下五六百元的。”

在一家美食点评网上,有食客留言说这里曾门庭若市,如今饭点时却空空荡荡,“看起来比以前寂寥多了”。

“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出台后,高档餐饮业首当其冲,被反公款消费、反享乐奢靡之风吹“冷”。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限额以上餐饮企业收入同比下降2.2%,这些企业大多定位高端市场。而从2008年到2012年,餐饮业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餐饮业首现负增长。

北京月坛一带因聚集多家国家机关单位,被称为“部委一条街”,高档餐厅林立,曾经宾客满堂。2013年12月30日晚上7点,记者来到位于这里的湘鄂情餐厅,却发现LED屏幕上闪烁的是“刀王铁板烧”。

“现在大家对‘湘鄂情’很敏感,我们都不敢打出来。”客服部经理谢小渝说,“我们一直在转型,改名字是其中一步。”

在谢小渝的名片上印着“家庭欢聚餐厅·刀王铁板烧”。“菜谱换了,由中餐变成铁板烧。”她告诉记者,“一是给公众换个新印象,二是价格也亲民了。”新菜谱上推出888元的五人套餐,人均消费只是过去的一半。

说起转型,她直言“不得已”。“最开始真的很难,每天亏一万元,压力特别大。”去年湘鄂情集团业绩大变脸,前三季度净利润亏损3.03亿元,上半年关闭8家门店,净利润同比下降343%。

采访之时正是晚饭时段,整个大厅内只有一名顾客带着孩子。

谋求转型的餐饮企业不止湘鄂情一家,众多高端餐饮走起了亲民路线,开始转为服务普通大众,甚至推出平民价位团购。全聚德烤鸭在去年5月首次全国性打折优惠,部分门店推百元内自助餐;此前辽参、佛跳墙热卖的同和居,尝试增加早餐和外卖量,其中烤馒头热销……

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边疆说,政务酒宴订单减少是高端餐饮低迷的最直接原因。

有政府机关人士坦言,如今领导们根本不敢出入高档餐厅,“吃饭成了敏感词。现在就算是正规公务用餐或自费用餐,大家也提心吊胆。饭桌上局长副局长不敢互称官衔,只以老大老二相称,叫官衔怕被服务员听见传到网上去。”

公款订单退货 年历大量积压

对于并无太多出入高档餐厅机会的基层单位来说,“八项规定”带来的改变则体现在许多小事上。去年一件“小事儿”让机关科员赵智有些无奈。年底,岳父像往年一样向他要挂历。“中央有规定,单位没发挂历。”赵智告诉岳父,“一本都没有。”

“小事儿”的背后其实不小,2013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纪委发出《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严禁用公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物品。

年历市场前所未有的“寒流”到来了。

北京永外沙子口聚集多个礼品批发市场,著名的“月历一条街”位于此地。往年一进入10月份,和其他店主一样,挂历经销商邱丽忙得不可开交。

但2013年却不一样。

“快坚持不下去了。”这是邱丽见到记者后的第一句话,“所有的国企都不来买了,只卖给私企和个人。”但私企的订单也比过去少了,原本准备送人的挂历,对方不敢收。

“本来马年寓意好,都盼着大赚一笔,结果订单都被退掉了,营业额下降了50%。”邱丽大倒苦水。

邱丽的客户中,“公家”占了60%以上。往年很多国企都是上万本地买,她随随便便就能卖出三四拨,工厂忙不过来,给经销商们“压活儿”是常有的事,而现在店里的第一批货还没卖完。一家国企客户原本订了4000本台历,一共18000多元,因是老客户,只交了2000元定金。

“禁令一出来,他们立马退货,连定金都不要了。现在我们堆积的挂历,不是几百几千本,而是几十万本,只能全当做废品卖掉。”邱丽对着墙上的挂历,长长地叹了口气。

叹气的还有在经营年历的周辉,他的店里也生意惨淡,角落里放着两大口袋马年挂历,“这都是处理货,原来5元1本,现在1元1本甩卖。”

周辉认为,发禁令的时间切中了行业的“脉搏”。“我们从9月开始接订单,到10月底就做好了等发货,哪知这时出了禁令。”在台挂历行业,按上一年销量定新一年生产计划已成惯例。

“要是明年还这样,我就转行了。”周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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