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3年，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各地党政机关积极贯彻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要求，封路少了，剪彩少了，庆典少了，送礼少了，吃喝少了……这些变化，百姓看在眼里，喜在心中。

也因如此，一些主要做政府生意的行业受到重创，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痛苦转型。比如高档餐饮业绩持续下滑，高端白酒纷纷转走亲民路线，大型商场购物卡卖不动等。这也使得个别专家担心消费和内需受影响。但这是当下推动廉政和反腐事业必须支付的成本。更需指出的是，依托于浪费公众财富的内需也是不可持续的。

属于权力的归权力，属于市场的归市场。新年已至，春节将近，本报记者深入一线，实地采访调查部分京城正在经历痛苦蜕变的行业，试图折射出2013年反腐倡廉、转变作风的成果。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八项规定”能继续得到更有效的执行，并完善相关制度，加强监督，使权力运行更加公开透明，让这些“畸形”发展的行业永远成为历史。

如此，则国之幸甚，民之幸甚。

从2012年12月4日中央出台“八项规定”至今，已过去整整13个月。据记者调查，在过去的一年多里，那些曾与“公款消费”、“隐形福利”关系紧密的行业，因背后的利益链条被逐步阻断，在寒冬中愈发萧条。

高档餐饮门口寻不见公车身影，机关里不再有堆积如山的各式礼品，名牌商城周边的倒卡“黄牛”难见踪迹，越来越多的百姓相信，这一次的党政机关转变作风行动，绝不是去之又来的“一阵风”。

政务酒宴减少 高端餐饮低迷

去年11月的一天，北京市民杨燕开车经过昆明湖南路，发现高档餐厅“御宴海鲜”的牌子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湘粤菜馆”。“以前一到晚上，店门口停满了车。”杨燕回忆道，“里面非常高档，据说人均是不下五六百元的。”

在一家美食点评网上，有食客留言说这里曾门庭若市，如今饭点时却空空荡荡，“看起来比以前寂寥多了”。

“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出台后，高档餐饮业首当其冲，被反公款消费、反享乐奢靡之风吹“冷”。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限额以上餐饮企业收入同比下降2.2%，这些企业大多定位高端市场。而从2008年到2012年，餐饮业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餐饮业首现负增长。

北京月坛一带因聚集多家国家机关单位，被称为“部委一条街”，高档餐厅林立，曾经宾客满堂。2013年12月30日晚上7点，记者来到位于这里的湘鄂情餐厅，却发现LED屏幕上闪烁的是“刀王铁板烧”。

“现在大家对‘湘鄂情’很敏感，我们都不敢打出来。”客服部经理谢小渝说，“我们一直在转型，改名字是其中一步。”

在谢小渝的名片上印着“家庭欢聚餐厅·刀王铁板烧”。“菜谱换了，由中餐变成铁板烧。”她告诉记者，“一是给公众换个新印象，二是价格也亲民了。”新菜谱上推出888元的五人套餐，人均消费只是过去的一半。

说起转型，她直言“不得已”。“最开始真的很难，每天亏一万元，压力特别大。”去年湘鄂情集团业绩大变脸，前三季度净利润亏损3.03亿元，上半年关闭8家门店，净利润同比下降343%。

采访之时正是晚饭时段，整个大厅内只有一名顾客带着孩子。

谋求转型的餐饮企业不止湘鄂情一家，众多高端餐饮走起了亲民路线，开始转为服务普通大众，甚至推出平民价位团购。全聚德烤鸭在去年5月首次全国性打折优惠，部分门店推百元内自助餐；此前辽参、佛跳墙热卖的同和居，尝试增加早餐和外卖量，其中烤馒头热销……

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边疆说，政务酒宴订单减少是高端餐饮低迷的最直接原因。

有政府机关人士坦言，如今领导们根本不敢出入高档餐厅，“吃饭成了敏感词。现在就算是正规公务用餐或自费用餐，大家也提心吊胆。饭桌上局长副局长不敢互称官衔，只以老大老二相称，叫官衔怕被服务员听见传到网上去。”

公款订单退货 年历大量积压

对于并无太多出入高档餐厅机会的基层单位来说，“八项规定”带来的改变则体现在许多小事上。去年一件“小事儿”让机关科员赵智有些无奈。年底，岳父像往年一样向他要挂历。“中央有规定，单位没发挂历。”赵智告诉岳父，“一本都没有。”

“小事儿”的背后其实不小，2013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纪委发出《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严禁用公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物品。

年历市场前所未有的“寒流”到来了。

北京永外沙子口聚集多个礼品批发市场，著名的“月历一条街”位于此地。往年一进入10月份，和其他店主一样，挂历经销商邱丽忙得不可开交。

但2013年却不一样。

“快坚持不下去了。”这是邱丽见到记者后的第一句话，“所有的国企都不来买了，只卖给私企和个人。”但私企的订单也比过去少了，原本准备送人的挂历，对方不敢收。

“本来马年寓意好，都盼着大赚一笔，结果订单都被退掉了，营业额下降了50%。”邱丽大倒苦水。

邱丽的客户中，“公家”占了60%以上。往年很多国企都是上万本地买，她随随便便就能卖出三四拨，工厂忙不过来，给经销商们“压活儿”是常有的事，而现在店里的第一批货还没卖完。一家国企客户原本订了4000本台历，一共18000多元，因是老客户，只交了2000元定金。

“禁令一出来，他们立马退货，连定金都不要了。现在我们堆积的挂历，不是几百几千本，而是几十万本，只能全当做废品卖掉。”邱丽对着墙上的挂历，长长地叹了口气。

叹气的还有在经营年历的周辉，他的店里也生意惨淡，角落里放着两大口袋马年挂历，“这都是处理货，原来5元1本，现在1元1本甩卖。”

周辉认为，发禁令的时间切中了行业的“脉搏”。“我们从9月开始接订单，到10月底就做好了等发货，哪知这时出了禁令。”在台挂历行业，按上一年销量定新一年生产计划已成惯例。

“要是明年还这样，我就转行了。”周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