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房产税不再靠行政主导

对于房产税的讨论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老话题。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秘书长卞洪登说，立法是对这些热烈讨论的回应，体现了“依法行政”的要求。“房产税不经过人大立法通过，总依靠行政性法规是不恰当的。”

《决定》不仅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部分特别提及房地产税，而且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部分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刘剑文指出，目前推进房产税的最大阻力是社会没有形成关于房产税正当性、合法性的共识，这恰恰体现了房产税立法的意义。当前居民房产保有量越来越大，出现了利益固化的问题。“由少数人来制定影响多数人利益的政策，已经行不通了。推行房产税不能再靠行政主导，而要靠立法主导，用一部反映多数人意志的法律来体现社会在房产税问题上的‘最大公约数’，化解矛盾、消解纠纷”。刘剑文补充道，“房产税这个税种力图实现‘结果公平’，但征收过程也必须符合‘程序公平’才行。”

房产税立法需要涵盖税基、税率、征收对象、征收范围等要素。按现行1986年《房产税暂行条例》的规定，“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不在房产税征收范围内。在刘剑文看来，若要达到房产税征收效果，即成为地方政府重要收入来源、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等，居民保有的非营业用房屋是必须纳入征税范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对居民的所有房产征税。“为了保障居民的居住权，房产税立法应明确规定，一定人均面积以上的部分才须缴税。”

还有一部分专家认为，房产税的立法和开征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

“房产税抑制房价的幻想已经破灭，它又走向了另一个质的变化——成为引发众怒的‘民怨税’。”卞洪登说，“房产税增加了87%有房家庭的负担，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

“若征收房产税，北京四环以内随便一套房子可能就价值六七百万元，如果征收1%的税，一年就是六七万元，很多退休的老人一年的收入可能都没有六七万元，这个压力转嫁到年轻人身上，他们一边要还贷款，一边要交几万元的税，目前中国的平均收入水平根本就不能支撑房产税。”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卞洪登认为，现在开征房产税时机并不成熟。“中国从改革开放时期接近20%的城镇化率到现在超过50%的城镇化率，用了30年的时间，平均下来1年增长1%，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80%的城镇化率，考虑到GDP增速减缓，乐观估计也要30年的时间。”

在卞洪登看来，城镇化的过程就是房地产发展的过程，“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有改善性住房的需求，上海试点的人均60平方米的规定太小了。”

在一些专家看来，除了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影响房产税“落地生根”。

“房产税的问题在中国十分复杂。”董藩列举了几点障碍：“第一，需要土地私有化，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法理上才能理顺。因为房产税属于财产税，房屋落在地上，房地不分家，土地属于国家的，将来怎么处理，现在还不清楚。如果真像《土地法》过去规定的那样，到期之后房屋收归国有的话，连房子都没有，凭什么去征带有私有意义、彻底产权意义上的财产税呢？从根本上讲，我们没有这个财产，所以不能去征属于财产税的房产税。”

“第二，产权产地管理要理顺。这要与反腐败斗争结合在一起，每家每户有多少套房子都要公开，才能去征税。要把所有房子纳到整个体系中是非常困难的，房产局管的房子很多没有登记；即使全都登记了，房产局管理的也不是所有房子，军产房、央产房、小产权房、城中村、农村房子、自建自管的房子都没在房产局管辖范围内。”董藩说。

“第三，很多中等城镇，虽然有数据，但是错误的。很多二手房交易不办过户手续，人和房子对不上。房子转了两手、三手，但登记的可能还是最初的那个人，该找谁收税呢？”董藩并不看好房产税的开征。

“征收房产税，需要居民住房信息联网、不动产登记、官员财产公示、不动产价格评估体系等一系列配套制度的整体、系统、协调推进。这不仅是一个税制改革问题，还涉及反腐倡廉等制度建设。从试点的情况看，我国在这些基础数据和评估技术上的欠缺还比较严重。”刘剑文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