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我和江老同在外文局出版发行事业局工作，时年江老任外文局副局长，分管全局的出版印刷和对外联络业务。江老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艰苦朴素、为政清廉，没有一点架子，平易近人。同志们称他是个“小老黄牛”，“不知疲倦的人”。他外出开会办事，经常不坐局长公务车，而是买票坐公共汽车，宿舍的人说，当官的不坐小汽车，非坐"11"路不可。我问宿舍的人什么叫"11"路车？宿舍的人回答说，所谓"11"路车就是用两条腿走路，一直从百万庄路走到车公庄路21号院宿舍。我明白了这是徒步回家。

有一次我在外文印刷厂听江老传达中央关于对外宣传工作会议精神时，江老在台上讲话不要人服务，而是自己提着一个暖壶，说话渴了就自己续水。散会后赶上午饭就和工人们一起在食堂排队买饭。饭后又是自己乘他的"11"路车回到一层楼宿舍。工人说，这个局长怎么有福不会享呢？传达室的门卫说，我们的江局长就是一直保持共产党的艰苦朴素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真是我们的好领导啊！

十年浩劫，十年动荡的文化大革命，外文局的上空乌云密布，两派打得你死我活，我社前资料室主任王培珍的爱人就是被歹徒残害的一个，在这个无法无天的黑暗日子里，我们的江局长也被揪了出来，扣上了“走资派”、“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资产阶级大坏蛋”的三顶大帽子，任两派轮番批斗。在批斗继续一小时后，由于江老个子偏矮，体型偏瘦，吃不住重大高帽子的压力，江老要求红卫兵松绑，先摘掉高帽子喘喘气，红卫兵反开口大骂，你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坏蛋，看来非得再给你点儿厉害尝尝不可。江老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没有做过坏事。后来红卫兵来了一阵拳打脚踢，高喊着口号把江老拉出了会场送进“牛棚”。

接着，江老就被送到河南省汲县李源屯进行劳动改造，江老被分配在食堂做运粮、运煤、烧锅炉的工作，令其深刻反省，不许乱说乱动，彻底改造。就是在这苦难的岁月里，江老还是不忘和群众打成一片，锅炉烧得好，节约燃煤，受到了群众的夸奖。江老说，我有很多缺点和错误，但我不是坏人，我相信群众，相信党。

“四人帮”倒台后，江老从“文革”的苦难中走了出来，又继续振奋精神，接受党的重托，开始了筹建英文版《中国日报》的创刊工作。江老求贤若渴，先是从各地请来不少精英，接着又不断从各部门请来一些“小萝卜头”来报社共同创业。1981年我被摘掉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帽子后，也被江老请来报社从事发行工作。江老为了充实报社的经营人才，曾亲自三次到我家讲述创建英文版报纸，走向世界的重要意义。我当时虽然应允来社，但由于各种原因，还是不能调来，后来江老又亲自到外文局找到时任外文局长的段连成同志，请求支援，这才正式来报社。今天我能成为报社的一员，完全是江老的努力。

1981年6月1日，《中国日报》问世后，江老又马不停蹄地去广州、深圳开辟发行网工作，正巧我也在广州参加1981年春季外贸洽谈会，领导和部下异地相逢格外亲切，江老对我说，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先锋，在各方面都积累了很多经验。具体指示我要去《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学习他们自办发行网的做法。按照江老的指示，我立刻开始了新的工作，江老还要求我们要首先要把《中国日报》摆放到广州的各大宾馆酒店，北京当天出报，广州要当天见报，但当时报纸没有卫星传版，不能在当地印刷，只能从北京每天空运，江老让我们在广州雇用临时取报送报人，及时发到各涉外单位和酒店。由于各方面的配合，以及市中心大广告牌的效应，不到两个月，就初步建立了一个完整、高效、独立的发行网，发行量一路攀升，一份外观奇特而惹眼的报纸，它以特大图片做封面，报头赫然印着特大黑体字《CHINA DAILY》出现在各大宾馆、饭店、涉外单位和外国人最集中的广交会。如果不是江老的亲临广州指导，是没有这种效应的。

还想说几句，当时我们在广州的工作是很繁重辛苦的，除了开辟发行渠道征揽广告，还得每天给经济版发一篇广交会的报道，中午回来吃饭，江老见状不忍，他每天都在吃饭时用另一个盘子把饭菜给我们留下，不让我们饿肚子，吃饭前，他总是先问一句，今天工作开展得怎样？给经济版发稿子了吗？我真真地看到了江老对新闻工作的执著，对办报的爱岗敬业精神，这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忠于事业的精神，中国日报今天和以后迅猛发展靠的就是这种精神。

江老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