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闯将、平易近人

——悼念江牧岳同志

1980年，我由中央组织部门调到正在筹备中的中国日报，报社的筹备组设在王府井人民日报社；当时接待我的是江牧岳同志。由于我认为我们是初次见面，对他不免有些拘谨，可是他同我热情握手，表示欢迎，还说“我们都是‘青年记者学会’会员，是老朋友了，我读过你的文章”。他让我好高兴，备感亲切。当时我也回想起：1939年他作为“青记”的一个团队的领队，从四川投奔延安，他曾是当年国统区我们青年记者中的先进典型。

我们会面后不久，我被任为报社的一个副总编辑，他对我很信任，鼓起了我参与办英文报这一项全新工作的很大勇气。我们经过几年办报的合作，我终于成了他亲近的朋友。他作为改革开放年代的一项新事业的领导干部，取得了创新的成就，给我的印象很深。

此时此刻，我得知他已经在最近去世，十分悲痛；我不禁记起他不少可敬的往事，我要把它们统统记录下来，以示对老朋友的沉痛悼念：

勇敢并谦虚的领头人

*牧岳同志在担任外文出版局的领导之后，接着担任创办新中国第一张英文报《中国日报》的社长，说明他具有创新的抱负和勇气，确实是改革开放年代的一位闯将。他能适应对外报道改革的需要，认真传达和贯彻对外报道的“八字方针”（大胆、活泼、全面、及时），劳苦功高。多年间，他曾一再告诉我们：“中国日报是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产物，一定要解放思想，反对墨守陈规，消除余悸，敢想、敢说、敢干、勇于创新。”

*在《中国日报》社长任内，他联合不少在“反右”运动和“文革”中被排斥的干部，同心同德地奋斗，足以说明他的思想十分解放，对马克思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教导确信无疑。

*当年报社社委会的成员都是60岁左右的老干部，承担着创办英文报的全新任务；牧岳同志能虚心学习，甘当小学生，他为了了解报社的经营管理，曾不辞辛苦，和总编辑刘尊棋、副总编辑冯锡良等一起，到美国和澳大利亚去认真考察，为我们这些同年人起过很大的带头作用。

*江老作风民主，报社有问题他就和大家商量。他主持社务委员会时鼓励大家讨论，重大决定都经过讨论后产生。他经常欢迎创新的意见。记得报社开张那年，需要迅速调集至少几十位通晓英语的记者编辑，组织部门都难于完成，有同志建议报社试办公开招考，江老和社委们都同意，他将建议报请中央批准，报社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次公开招考，从而一批得力的人才进入报社，充实了我们的编辑队伍；一批熟练的打字员，也是经过公开招考招来的。

多方关心群众

*江老关心群众生活，在报社开始调入外地干部时，总把他们的配偶一起调来，有的连成年的家属也一起安排工作。他曾亲自奔走，在解决办公场所时设法尽早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早在创办初期，他就在人民日报的宿舍区建造了一个难得的小楼，让部分职工早日安居乐业。

*江老重视宣扬“好人好事”，他在报社任内曾多次召集职工开会，让取得某一项工作成绩的同事介绍经验，让大家受益。这是报社初期各部门员工积极进取和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因素之一。江老本人也因此得到报社同事们不小的口碑。

*在过去多年重要的节假日，江老会带着礼品到部分职工家探望。记得我去泰国那年，在曼谷过的春节，江老和锡良同志一同到劲松我住处，爬上我们五层楼，慰问我老伴，热情表示关怀。事后我知道了，深受感动。

*可能是1984年，江老决定去上海推动本报的发行、开办子报和建立办事处，要我同去，做他的助手。我们在上海举办过两次宴会，招待有关方面人士。返社后由我报销了这次开支。后来报社财务部门向上级作检查，指责我犯了浪费错误，江老发现之后马上向上级说明：“错误责任该由我负担，于友不能代人受过。”江老如此勇于自责，令我感佩。

难忘对我的偏爱

*江老很乐意和朋友聚会，我在认识他以后，接受过他多次家宴，从而认识了许多他的朋友，其中不少是他在工人日报的老干部，他们都有过艰苦奋斗的经历。大前年，他进医院以前，曾单独通知我去他家聚会，我由女儿陪去。江老已经患严重帕金森病，不能说连贯的话，还用手语向他的家里人认真介绍，说我是他的好朋友。我告诉他，我在考虑写本纪念名记者范长江的书，他点头表示赞成。当天，他和儿子、儿媳还有两位日夜照顾他的保姆一起，陪我和我女儿，在他们家附近一家餐馆共进午餐。他儿子点了不少菜，我们都吃得非常高兴。这可是江老和我最后一次愉快的聚餐。

*早在我离开报社的工作之前，江老就让我参与他领导的徐霞客研究会，我只向江老提出过一点有关的建议，但为研究会什么工作也没干，研究会还始终把我当回事，同我保持联系。我一直认为：这是江老对我的关怀和鼓励。

*我还记得：我暮年每一次出书，都恭敬地寄给他一本，请他批评指正。前些年他说话已经十分困难，但他还每次亲自给我打电话，喃喃地说：“好，好，写得好。”我一直忘不了他真情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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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江老走了，忘不了啊，他这么些显示他为人正直、待人平等和博爱的往事！

于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