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江牧岳同志

—— 一位尽心尽责的人民公仆

1978年底，我的右派冤案改正后，在团中央领导下的青年出版社工作，到1981年，干了还不到三年，我已经55岁，到了国家规定的女同志退休年龄，我心急如焚：我最好的青春年华22年，都耗费在右派改造之中，好容易恢复工作才三年，就要退休，我不甘心！这时，老伴孟庆远得到消息，对我说：“听说中央要创办一份英文报，你当年曾在工部局女中上学，英语有基础，想办法到英文报去工作。”这自然是个好消息，但自从离开工女中以来，几十年间，完全没有再接触过英语，还能捡得起来吗？于是，我订了已经出版的《中国日报》，翻着字典，学习起来。

老江接纳了我

但是，学英语只是创造条件，怎么能进入英文报社工作呢？老孟打听到，我们所在的工作单位“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朱语今，和团中央所属的青运史研究室主任张黎群，以及《中国日报》社长江牧岳，解放前都曾经在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工作，我们可以争取通过老朱、老张的关系，介绍过去。他专门去找了朱语今同志，老朱毫不犹豫，就写了一封介绍信。信中特别强调“葛嫱月是好同志”，我想是针对“右派”问题的。接着我又去找了张黎群同志，他也毫不犹豫地支持了我。

1981年8月的一天，我拿了介绍信去到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社大院里的民13号楼，当年的中国日报就在那里。我上了2楼的江牧岳同志办公室，他看了介绍信后，接待了我，让我谈谈自己的工作和历史情况，我如实地向他作了介绍。当我说到，解放前1946年加入地下党时，他高兴起来，说：“我们这里的编辑部骨干中，一个党员也没有，你可以来做党的工作。”他又针对我念过复旦大学中文系，目前又在中青社做编辑工作，说：“你可以为我们编一份《中国日报简报》，两周一期，送中央领导和各部委，上下左右沟通，这个工作很重要。”

本来我自觉英语水平不高，怕老江不接受。他这么一说，还真有需要和适合我干的工作，很高兴应承下来。当时整个中国日报社都在一个楼里，办公室都很挤，我的办公桌就安放在经济组的办公室里。

很快，刘老（尊棋）从大百科出版社被调来，担任《中国日报》第一届总编辑。老江把我叫去，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刘老高龄体弱，需要照顾，我们想把你的办公室，安排到刘老办公室216的外间，你兼一下他的秘书，怎么样？”他采用征求意见的口气，当然也感到让我身兼三职，有点抱歉。我虽感到他对我的要求过高，但看到领导采用这样的态度，而且把我的办公室安到216室的外间，是个很大的改善，再和领导讨价还价，也不合适，就应承了。

实际上，我当了刘老的秘书，我对他的帮助也就是“取资料，送稿件”等多跑跑腿的事，而他对我的帮助却难以估量。刘老的政治水平、中、英文水平都极高，是我国对外宣传的顶级人才，按老孟的说法，“刘老是我们的国宝”。几年来我编的《简报》都经过他的修改帮助。

由于老江的接纳，使我多工作了将近七年，度过了生命中的又一个黄金时期。

中国日报社的奠基人

我一进报社，就一头扎进了编辑部，为这么少的编辑干部，能编出如此出色的一张英文报，感到惊喜。接着，就一心一意地编我的两周一期的《简报》。同时，在编辑支部大会上被选为支部书记后，一心一意物色发展对象，一个一个地发展入党。从来就没有好好地琢磨：这张出色的英文报，是在怎样的物质基础上得以出版发行的，是谁在尽心尽力地提供这些物质基础的？如果没有这些物质基础，怎能出现这张报纸，哪里来的英文报的辉煌！

先说编辑部，用英语写作的骨干，当时真是凤毛麟角。因为建国后是“一面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学习，用俄文代替中小学的英文课。好容易请来的这些骨干，都是解放前做过英语新闻工作的，而他们在建国后，多半得不到公平待遇，还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受批、挨斗，而且都已超过退休年龄，当时的社委会领导平均年龄66岁，编辑部主任一级干部平均年龄55岁。这些人都是当时以胡耀邦为首的党中央宣传部从全国各地物色来的，而具体执行的负责人就是老江。老江被确定为英文报筹备组负责人。老冯负责业务，策划英文报的业务，人事调动的工作就由老江负责。调人是很难的，这些业务骨干在全国各地，虽在运动中挨批挨斗，但实际上都是各部门、各单位的业务骨干。我听说过，调动每一个骨干，都要“磨破嘴皮跑断腿”。调集一个班子，费多少心血，可想而知。

再就是财、物，建一个报社，要有社址。当年的《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很开明，听说中央要办一张英文报，就慷慨地承诺：我们报社可以拨一座楼给你们办英文报。当时，老江是第一个报到的领导干部，他和冯锡良都来自外文局，老冯负责设计报纸，安排社址自然就是老江的事。接受社址，布置办公室，置办家具……等等；干部调来后，要安排宿舍；中午吃饭，要联系人民日报社的食堂。等到万事具备，英文报出版后，又开始抓干部的福利，首先是要建一个宿舍楼，就是建在人民日报社内的“民23楼”，一面建楼，一面就要安排分房，这都是最操心的事。

报纸办得很成功，发展很快。英文报是一张面向全世界人民开放的报纸，每天都有外宾访问，寄托在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内，非长久之计。要另找社址，在改革开放后的北京，找一个社址，谈何容易！好容易物色到朝阳区北面的惠新东街地段，当年还是一片农田……

一个接一个难题，谁是当家人，老江。中国日报的老同志们，都有个共识：创刊初期，调查了解国内外读者的要求，争取国外英文媒体的支援，策划报纸的面貌，冯锡良是报纸的灵魂；物色调集干部，提供人、财、物的物质基础，老江是报纸的奠基人。

“马背上的印刷厂”

不记得是哪一年，有关部门要求统计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新闻工作者”，这个任务由老冯交待给我，我就和人事部门合作，因为人数很少，很快就统计出来：刘尊棋、罗清、郑德芳、于友等，报了上去。事后老江看到了那个名单，笑了笑说：“我虽然不是英文干部，但我在解放前，曾经负责过印刷厂的工作。那时候，印刷厂跟着部队走，部队到那里，我们就在部队保护下印制书籍；部队转移，就收拾起最主要的器械，让一匹马驮着，跟着部队转移。你可以问一问，马背上的印刷厂负责人，算不算老新闻工作者？”后来我知道，老江在解放前，还是“全国青年记者协会”的会员，可是很抱歉，我却把他漏报了。

后来怎么处理，我不记得了，但老江曾经负责过“马背上的印刷厂”这事，我却牢牢地记住了。

岁月匆匆，《中国日报》已经过了30周年，我们最早的老领导江牧岳同志，也离开了我们，但是，他那艰苦创业，谦虚谨慎的人民公仆形象，却留给了我们。

葛嫱月

2012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