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提起千斤，放落四两。」

用这句民谚来指涉一个文化的话题，实实在在有感于当今文化研究方面的混沌。作为一种区域文化的湖湘文化更是当下人们津津乐道挂在嘴边的一块口香糖，耳目所及，官也好商也好，似乎谁都可以对湖湘文化道出个一二三来，然而真正意义上的湖湘文化却缺少深入的探究。

从区域文化的视角对现当代文学进行观照，无疑受到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史家泰纳（Turner）的影响，他提出的种族、时代与地理环境是决定文学的三个要素，三要素说中的「地理环境」要素最引人瞩目，人们通过文学的地域性来考察文学，发现并揭示出文学的发展规律，「反过来，也将加深人们对不同区域文化特质的理解。」1

1996年出版的《区域文化与当代小说》，便是这一研究领域上的一个重大收获，田中阳先生第一次从区域文化的视角对中国当代小说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审视，2000年9月，我再次读到了《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岳麓书社），这本书的出现，既是四年前的延伸，又是一种新的开拓。但我以为，在文学这一层面，这本书的意义不如前一本书，但在区域文化的层面上，这本书又远远超过了那一本。

在《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以下简称《湖湘》）这本书里，作者正是通过对二十世纪湖南文学的「百年反思」，「穿透百年湖南文学的纷繁表象」，来寻找其发展演变的文化之根──即湖湘文化精神。无疑，这确实是第一部探究湖南文学百年兴衰之源的书。

二十世纪湖南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作为一个仅次于江浙文学的「文学板块」，吸引着人们向往的目光。「从世纪伊始被称为『革命党之大文豪』的陈天华」始，「至世纪末被公认为『官场现实主义』代表作家的王跃文」止，欧阳予倩、成仿吾、田汉、丁玲、叶紫、沈从文、朱湘、周立波、康濯、周扬、莫应丰、古华、韩少功、残雪、唐浩明、何立伟等等，再有一个不可不提的就是毛泽东。他们的创作走向虽然各不相同，但其精神根源却同出一源。《湖湘》一书便是在回溯百年湖南文学长河的历程中，通过对上述作家作品的解读，对湖南文学百年盛衰的潜因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既肯定了湖湘文化精神的优点，同时最令人关注的是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它的弊病，给人以振聋发聩之感。

田中阳在这本书里所做的，首先是廓清「湖湘文化精神」的内在本质。他指出：「对湖湘文化的承载主体来说，伏潜在他们的生命行程中的、使他们表现出一种共同的文化品性的所谓『湖湘文化』，亦主要是指一种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表现为一种人生价值取向，具体地说，就是以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治学和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我以为这是承传至今的以儒学为正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的精神特质。」2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百年湖南文学长河得到印证，这种精神特质和价值观在二十世纪湖南作家中表现为「政治──文学」和「文学──政治」两种创作心理定势。田中阳所做的便是进一步从这二定势出发，剖析湖湘文化精神对湖南文学的规约。尽管二者有不同之处，前者出于作家对政治的天生迷恋和主动逢迎，其创作的内在驱动力和实际目标都是现实政治；其代表作家是周立波、田汉。后者表面上的创作行为仿佛是对政治采取一种刻意规避、超脱的态度，其代表人物是沈从文、韩少功。但究其实质都是「以政治为人生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为原则」的湖湘文化传统基因在起作用。这种研究都是发前人所未发，见前人所未见的。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这并不是田中阳在该书里的精神旨归。我以为，他的最后指向却是针对现实和当下的。甚至可以说是对二十一世纪湖南文学的出路的一种屈原式的焦虑。既然是反思百年湖南文学的兴衰，既然是以探源为初衷，我们就不能忽略它的另一面，那就是「衰」和「流」。20世纪湖南文学有其风光的一面，但也要看到从90年代后期以来，湖南文学正一步步走向衰微，过去人们乐于提起的「文坛湘军」气象不再，甚至有些人不愿再提起这一概念，「文坛湘军」在经历市场经济的洗礼后已经溃不成军了。二十一世纪的湖南文学向何处去？这才是田中阳所忧虑的。所以，作者的研究目的不在于为湖南文学为湖湘文化精神歌功颂德，而是直指它的流弊。湖湘文化将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人生价值取向单元化，在将政治作为社会运作终极目标的同时，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自主型、开放型现代人格建构的忽略乃至轻视。而随着政治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悄然退居幕后的时代大势之下，湖湘文化面临着重要危机，要么坚持政治这一「第一要义」，要么就任其自生自灭。田中阳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对自我主体意识的呼唤成为文化转型的根本标志。」很明显，这种政治本位思想，已落后于时代，湖湘文化退出时代中心舞台、走向萎缩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湖湘文化的辉煌虽然使湖南人产生了以天下为己任、敢为天下先的担戴精神，但同时产生了一种舍我其谁、非我莫属的自大的病态人格」。众所周知，湖湘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百年来，所依凭的正是一个特定的时代和区域性因素，在过去，人们也许只注意到了湖湘文化的优质表征，而忽视了某些不足以引人注意的负面效应。田中阳先生却从湖湘文化发展的世界性和现代性趋势中发现了这一文化精神的不足，即滞后性和局限性。其局限性表现在舍我其谁、夜郎自大的病态人格和虚骄之气。其滞后性表现在今天最为明显，「今日之湖南，动辄自号『湘军』，诸如文坛湘军、出版湘军、电视湘军等等便可堪为明证」。与此同时「湖南人的思维方式也多表现出封闭性、静止性」的特点。此外在处世和治学上更多的表现出负面效应：诸如「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心理，学风浮躁」。笔者感其思维之冷静、胸怀之海量，态度之坦然。

二

探求湖湘文化之源，反思湖南文学之弊，在央央湖南，似乎并没有因为田中阳先生这本书而出现新的气象。这进一步说明田中阳的焦虑是有远见的。20世纪湖南作家所经历的「往往都是悲剧性的人生，这种悲剧是政治的悲剧、历史的悲剧，更是其蹴而不就的深层文化心理和传统性格的悲剧」3，对这种悲剧的理解，正是人们不愿直面的现实。

田中阳所界定的湖湘文化是从狭义的角度出发的，「它特指近世湖湘文化，即滥觞于南宋时期，由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集其大成，影响湖南乃至中国数百年历史进和的区域性文化思想流派」。这同大多数湖湘学者的视角是相符的。这可以说是湖湘文化的近源，具体地讲是湖湘学派。它的一个远源便是广义的湖湘文化，目前普遍认为广义的湖湘文化，滥觞于先秦，是周代楚文化之一支。但是研究者在对待这段广义的湖湘文化似乎并不太在意。这也正如田中阳所说的：「我以为还是没有将『湖湘文化』的独特性说清楚，……这里存在的一个矛盾是，你越想说清楚『湖湘文化』的特点，它似乎就越没有了特点，你越想说明『湖湘文化』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似乎它就越不存在。」

那么观照一下广义的湖湘文化应该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湖湘文化之源。而二千五百多年的湖湘文化是何等纷繁何等复杂，这是在一篇文章里说不清的。这里我认为不妨学一学余秋雨。将复杂的话题简单化，是余秋雨的一大「法宝」──尽管这一「法宝」笔者自己也不以为然。

按照余氏的「历史逻辑简单化」方法，我不妨这么认为，纵观二千五百多年的湖湘文化，它的发展、改造似乎经历了一个「从江湖到庙堂，再从庙堂回归江湖」的大轮回。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岳阳楼精神」一直以来被人们认为是湖湘文化精神的一种写照。回到先秦，探溯湖湘文化，一言以蔽之，其时的「湖湘文化」──如果能够这么称呼的话，实际上正如余秋雨所说的是一种「贬官文化」。屈原是贬、屈谊是贬，此二人被公认为与湖湘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这是第一波；历史的小舟驶向大历四年，也就是公元769年，湘江之上驶来了一只孤零零的木船，向潭州开来，这是一只很不起眼的破船，比起潭州水域任何一只画舫和游船都逊色得多，船上的人也是一幅老病衰弱的穷儒模样，那褐冠那长袍那书卷都早已在风雨飘摇之中破烂不堪了。再也找不到比「落魄」二字更好的形容词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唐代大诗圣杜甫。然而，屈原沉江、贾生愁绝，储生断书，这些凄凉的人事，能给他带来甚么好心情吗？在湖湘大地漂泊了一年之久的老人，不得不寻生退路，但是「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不得不病死在洞庭湖上。公元805年前后，老杜的孤舟和尸骨尚在洞庭湖上漂泊，一批文人先后漂泊到了湖湘，他们有宋之问、孟浩然、张九龄、张说、刘禹锡，更有自称「退之先生」的文坛领袖韩愈紧跟着被「贬退」到了湖南。「湘风楚雨总关情」之情，牵系着一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情怀。另一位文坛领袖柳宗元也开始了「潇湘十载苦淹留」。从礼部员外郎到永州司马……这一切，都看到范仲淹的眼里心里，1046年他倡导改革被贬，应邀为好友滕子京写《岳阳楼记》，趁机借湖写楼，借楼抒怀，把这一切都浓缩成一句千古名句。「于是，浩渺的洞庭湖，一下子成了文人骚客胸襟的替身」4在汉语词汇里，潇湘便这样成了一个「漂流岛」。是的，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被贬到北京、上海去的，不知道这是湖湘大地之幸还是不幸？无论是先秦时的湖南，还是唐宋时期的湖南，都只是文人眼里的「江湖」。湖湘文化不啻于一种「江湖文化」。在这里余秋雨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

且不说这些长期或暂时流放、贬谪、漂泊、写作于此的作家，是否都该被接纳在「湖南文学史」之中5。这个问题可待继续探讨。但湖湘文化肇始于屈庄，这是毫无疑问的。先秦时期的楚文化的核心便是屈庄，它和中原文化可谓当时二大文化系统，分别代表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而且二者之间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长江的诡奇造就了楚文化的浪漫传统。洞庭湖的宏阔蓄积着楚文化的「势能」。从地理方面来看，湖湘文化的早期便具有「江湖」文化的特质。「一方山水养一方人」，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山水对文化对文人的影响是深层的，它可以侵入人的骨质，沉积成「基因」潜伏下来。生活在北国草原与生长在南方江湖的人的基因断断是不同的。当然，任何一种文化它都可能发生变化，比如江浙文化，早期的江浙文化是尚武的，他们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面对浩渺的大海，要生存，不尚武是无法生存的，早期的上海也是如此；但后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化中心的南移、发展，江浙文化开始趋于「秀气」，「奶油小生」成了人们对江浙人的一种印象。但人的基因并不因此而根本改变，这就不难想象为甚么在清兵南下之际，恰恰是江浙人反抗最强烈的原因了。

和中原文化的「稳重」相比，湖湘文化的这种浪漫气质恰恰正是江湖文化的表现。多数学者都发现了一个现象，「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谭其骧《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而近代以前，湖南人物，罕见史传，湖南文学并不发达。但少有人去研究其中的原因何在。究其原因，简单地说，实际上就是在近代以前，统治中国的文化不是庄子的「江湖文化」，而是「庙堂文化」，以韩非为代表的庙堂文化，其时，「江湖文化」无力无心与庙堂文化抗衡。这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是一致的。近代以前，国中相对稳定，没有出现重大的社会转型。而江湖文化的温床只

适合于先秦那种「百家争鸣」的社会土壤。湖南文学的每一步发展，都足以印证。魏晋以前的湖南文学远远落后于中原和东南地区，「显得非常冷清，沉寂」，直到魏晋（有点类似先秦），才出现了刘巴、蒋琬、阴铿等湖南本土作家，到唐代又开始「步履艰难」，如果没有一批流寓湖南的作家文人，也就难以想象明清时期的湖南文学会是甚么样。

湖湘文化的发展都是借助于外力的结果。每当社会出现动荡，特别是异族的「进入」，就会激起湖湘文化的爆发力。在宋元时期，湖湘文化得到了一次发展的良机，张龊、朱熹等人在岳麓书院传播薪火，开了湖湘学派的先河，张龊的父亲就是一位将军，在抗击异族的侵入方面做出了成绩，张龊的「薪火」来自于其父。近代第一次外族侵入是在清，出现了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湖湘学人；第二次是在1840年左右，这一次是真正的异族侵入，而且是来自于遥远的西方，此时就出现了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接下来，更有谭嗣同、陈天华、郭嵩焘等辈。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东洋日本鬼子的入侵，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毛主席就应运而出……这每一步的发展，湖湘文化的精英们举起的「薪火」无一不是「经世致用」或「经邦济世」，无一不是心忧天下，心怀苍生。与「经世致用」差不多同义的便是江湖中人常说的「替天行道」。这些时期的湖南文学，在田中阳的《二十世纪湖湘文化与湖南文学》一书中有更充分的阐述，这里就不必重复。正如湖湘文化总是处于时代急潮中爆发，在大转折时期发展一样，湖南文学也是借助于时代急潮推进，在大转折中求发展了。

来源：湖南图书馆网  作者：刘绪义  编辑：王艳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