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中表现出来的士风民气，是湖湘士民在漫长的岁月里陶铸、积淀而形成的，是湖湘文化有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根本所在。著名学者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曾颇有感触地说：“（湖湘士民）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民性多流于倔强”，“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这种士风民气最突出的表现即是在湖湘士 

民中焕发着一种顽强奋斗的精神、独立创新的精神、勤勉务实的精神。具体而言，它又集中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卓励敢死、勇于任事、坚强不磨的奋斗精神。湖湘士民历来有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在晚清衰世，爱国将领左宗棠虽年近古稀，但壮志不减当年，为保卫祖国领土完整，抵御外寇，毅然请命率三湘子弟出征新疆，“引边荒艰巨为己任”，最终平定了阿古柏叛乱，保卫了祖国领土完整；而早期洋务思想家郭嵩焘则以宣传西学、开通民气为己任，虽屡遭顽固派痛诋，仍矢志不改，置个人荣辱于度外；近代外交家曾纪泽也不辞艰巨，探虎口索已投之食，障川流挽既逝之波，终于在形势十分被动的情境下改订中俄伊犁条约，为国家挽回主权；维新志士谭嗣同为改革英勇献身，留下“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的千古绝唱。确实，无论是维新运动中壮烈牺牲的谭嗣同，庚子之役中惨烈殉难的唐才常、沈荩、林圭，为唤醒同胞而蹈海的杨毓麟、陈天华、姚宏业，还是为拯救中华民族而献身的黄兴、蔡锷、宋教仁，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在他们的身上，无不表现出一种卓厉敢死、勇于任事、坚强不磨的奋斗精神。还是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中概括得好：“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体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确乎如此。近代以降，湖湘人才迅速崛起，每次革新运动都是“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杨昌济文集》第351页）。

浩然独立、不囿陈见、另辟蹊径的创新精神。湖湘士民历来有探索宇宙、人生“大本大源”的兴趣，在这种探索中往往又能浩然独立、不断出新。从周敦颐深奥的“太极”探索到王船山博大精深的古典哲学体系，从魏源、郭嵩焘对西学源流的思考到谭嗣同对“仁学”的追求，从黄兴、宋教仁、蔡锷对封建统治的反思到毛泽东、蔡和森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无不留下探索者思考和践行的足迹。杨毓麟在《新湖南》中有过精当概括：“（湖湘学）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自濂溪周氏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胜国以来，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学说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二百年来，大江南北相率为烦琐之经说，而邵阳魏默深今文尚书三家诗，门庭敞然。及今人湘潭王氏之于公羊，类能蹂躏千载大儒之堂牖而建立一帜。道咸之间，举世以谈洋务为耻，而魏默深首治之；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韪而勿惜。至于至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杨毓麟这里所说的周敦颐“师心独往”，王船山“自立宗主”，王闿运“建立一帜”，魏源“首治之”，郭嵩焘“发人之所未见”，谭嗣同“无所依傍”，都深刻说明了湖湘士民历来就有一种浩然独立、不囿陈见、另辟蹊径的创新精神。这种士风民气使湖湘学者很少学究气，形成了湖湘文化的奇异色彩。深沉与浪漫、朴实与华美、哲理与想象、苍劲与飘逸总是和谐地统一于一体。这种风气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湖湘士民，使湖湘士风民气朴而不失其华、沉而不失其逸，古而不失其新，劲而不失其情。

不尚空谈、躬行实践、笃实勤勉的务实精神。湖湘士民历来不喜空谈，注重实行。湖湘学派代表人物胡宏曾说：“学也，行之也，行之行之而又行之。”王船山也说“知而不行，犹无知也。”“君子之道，力行而已。”魏源也提倡“以实功程实事”。曾国藩虽“肆力于宋学”，但“不说大话”，“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在湖南地方志中，记载湖湘士民有浓烈务实精神的文字比比皆是。如《善化县志》就说，湖湘士民之风“谨守先正，绝去浮靡，庶几近之，尤在争自濯磨者，敦实行以祛浮伪焉”。确实，考之历史，湖湘士民，无论是从政从军者，还是治学者，都能躬行实践、勤勉务实。

千百年来，由于耐坚苦的强劲之气、崇独立的浩然之情、厌浮伪的务实之风在湖湘大地流传衍播，因而在湖南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士风民气，并升华成为湖湘文化传统中颇有光彩的精、气、神。

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王艳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