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球经济依然如履薄冰的时候，这些成就来之不易。不过，对老百姓来说，更难得的是很多民生问题也在这轮经济提速中开始了破冰之旅，以往通常被认为是花钱的民生项目，如今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

2009年12月底，四川省古蔺县县委书记朱家德翻开全县2009年全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预测统计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今年，古蔺县GDP总量同比增长 16.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4%；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同比增加53.9%；地方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5%，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16%和13%。

古蔺县县委书记朱家德：“我可以这样说，我们不能说这是绝后的，但是绝对是空前的。在古蔺的发展史上这样一个指标是从来没有过的。”

继中央政府提出“4万亿”扩大投资方案后，截至2008年12月19日，全国18个省市公布了未来一至两年的投资计划，总规模超过30万亿元，是中央“4 万亿”的近8倍。政策实施以来，古蔺县获得了扩大内需项目投资约3.4亿元，其中中央预算内资金2.1亿元，地方配套1.3亿元。目前全县扩大内需项目已完成投资2.8亿多元。其中农村初中校舍建设、乡镇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十个项目已建设完成；龙爪河引水工程、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县人民医院住院大楼等项目正在全面加快建设之中。

朱家德：“我们去年我们谋划的大项目是24个，当然包括重点项目，我们是97个。那通过一年的努力和争取，我们实施了86个项目，86个项目，包括我们扩大内需项目，也包括我们招商引资的项目。”

当中国经济交出2009年一季度的答卷时，人们发现：春天如期而至。虽然GDP增速只有6.1%，但企稳的迹象显而易见：工业生产运行企稳；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增长加快；金融机构新增贷款创单季新高；全国汽车销量创历史新高；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企业家信心指数和全国企业景气指数都出现了好转的苗头。而随后的二季度GDP增长7.9%，三季度则继续向上，回升到8.9%。如果把2008年以来七个季度的GDP增幅画条曲线，呈现地是一个清晰的“V”型反转。

姚景源：“全年我们能够做到实现8%以上的增长，应当说没有悬念。”

2009年10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名为《一年来，中国刺激方案硕果累累》的文章，文中这样写道：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表现出色，这些措施十分有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把经济提振起来，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赢得了高分”。

2009年12月20日，临近新年，山东省灵山镇上河北村的村民于翠岭一大早就来到本村附近的一家家电专卖店。她打算买一台平板电视。而这已经是她二十天来买的第二台电视机。

于翠岭：“上一次买是我自己用，这一次是想着陪送我女儿。”

这两台电视机一共花了于翠岭五千元。她给自己买的是一台29寸的彩电，给女儿买的是一台32寸的，而她家里原本还有一台21寸的彩电，是4 年前买的。让于翠岭舍得一下子花这么多钱是因为家电下乡的优惠政策。按照国家规定，每一个下乡家电产品都可以享受13%的补贴。于翠岭告诉记者，在她的村里，不少家庭都因为这个政策而添置了新家电

于翠岭：“我们邻居买了一块，西屋里也买了一块，这家也买的，那边的西屋里也还是买的。”

其实，让于翠岭这样的普通中国农民舍得花钱消费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难题。

事实上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社会消费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不断走低。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在50%以上，而到了上世纪 90年代初期，这个数字下滑到了47%，2008年是35%左右。而美国的家庭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则高达70%。在世界所有大经济体中，中国的这一比例是最低的。社会保障不足、收入差距扩大、税率较高等原因造成了中国消费率持续降低，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性问题，需要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并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得以解决，但是金融危机让启动内需的工作刻不容缓。2009年，中国政府下大决心、动用巨额财政资金，先后推出八项促消费政策，鼎力启动中国国内消费。

任兴洲：“我觉得这样的集中的大规模的而且覆盖的产品这样多的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我觉得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次是非常集中的，非常有特点的，主要是在应对的危机的金融危机这种大的背景下，为了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出台的这样的政策。”

在巨大的政策引导下，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增速创出了近年来新高。2009年前三季度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达到17%，尤其引人关注的是，中国的农村消费市场开始启动，农村消费更是出现“爆发式”的增长，连续11个月增速都高出城市消费增长，这是中国消费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专家分析认为，今年农村消费增速快于城市并非偶然，2009年中央财政加大“三农”投入力度，大幅增加了农机购置补贴规模，从40亿提高的130亿，还安排了320亿元实施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以及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政策，这些扩大内需的举措正让农村消费这把“火”越烧越旺。

中国的促消费政策实施效果正在让全球媒体刮目相看，《华尔街日报》2009年12月21日报道，亚洲依靠消费刺激已经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危机。而且这场消费狂欢看起来将持续到2010年。中国已经走在美国和欧洲的前面。

已经在东莞从事了六年来料加工的黄永贤刚刚推出了自己的首饰制品，实现了从来料加工到自主设计的转型。虽然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今年这家企业出口总额1524万美元，同比增长10倍，总产值1.5亿元，同比增长1.1倍。

黄永贤：“三来一补，所有赚的利润只是加工费，那个加工费很少了相对。现在变为三资企业，在内销方面是建立自己品牌的。所以在利润上，增值税马上增加。”

今年在广东省像黄永贤一样，实现成功转型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000家。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广东省交出的是GDP同比增长9.2%的成绩单。这对于一年前的广东来说，简直难以想象。2008年一场席卷全球的经融危机爆发时，广东省的三来一补企业有2万多家倒闭，黄永贤的企业也险些停业。

黄永贤：“下降了40%左右，那个订单。很多同行业已经可以说倒闭，小的企业都倒闭了。”

实际上，当时比企业倒闭更糟糕的，是危机暴露出来的经济的严重失衡状况。长期以来，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增长依赖第二产业。而从第二产业的构成看，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源密集型企业加工能力过剩，且竞争力不强，关键产业的核心技术的控制能力极低。

东莞书记：“三来一补企业最大的特点它就是设计、研发、销售和市场都在外，两头在外，那么中间环节就放在东莞这是生产的那部分，用人多，耗能多，这个附加值低。”

2008年，中央提出加大力度，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淘汰技术水平低，产能落后，过度依赖资源的发展模式，提高企业研发水平，实现产业升级转移。

2008年年底，中国政府再次重申把结构调整作为未来几年的首要任务。中央推出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中有3700亿被用于经济结构调整，占比达到 4%。随后出台的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其核心目标就是要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鼓励企业兼并重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今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围绕保增长，促升级，重点抓好工业结构调整工作。1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再次谈到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所在。

温家宝：“中国的经济问题，根本上还是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我常说的，我们经济上还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焦点还在于如何调整经济结构，包括第一、二、三产业的结构、地区结构、积累与消费的结构。更为重要的就是要运用科技的力量来转变发展方式，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之所在。”

在迎战金融危机的2009年，中国亮出的经济数据让国际社会惊叹不已。前三季度，我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66043亿元，同比增长11.5%。而与此形成对应的是，2009年中国单位GDP能耗预计降幅达到5%，对于中国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美国《时代周刊》毫不吝啬的用“绿色突围”这个词给予评价。

和一些国家单纯放松货币供应、扩大投资、刺激经济相比，中国提出的调整经济结构、解决民生问题，将给经济发展注入了一剂药力更为持久的长效药。

国际金融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探讨怎么才能化危为机？从过去一年中国经济的表现看，根据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加快我们经济战略结构的调整就是一个化危为机的办法。世界各国看中2009年的中国经济，不光看中我们亮出的经济数据，也看中中国经济新的发展道路。

“不回来。”

“今年不回来了，忙不过来,今年金融恢复了，就打算不回来了，有了稳定的工作，今年可能不回来，情况要好点。”

2009年12月21日，四川省安岳县文化镇白平村书记唐招贵挨家挨户地询问村里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的情况。去年的这个时候，他们村有300多名外出务工人员因为失业，返回了家乡。唐招贵仔细地统计了一下今年回乡的情况，现在村里回乡的只有不到50个人。在四川省安岳县长途汽车站里也很难见到返乡的农民工。

四川省安岳县长途汽车站站长周生贵：“目前回来的，特别是南方的民工基本上没有多少人回来。”

然而，一年前中国内地的劳务输出地却是另外一种景象。这是记者一年前在四川省金堂县拍摄的画面。一辆辆超长线客运班车往返于沿海地区和金堂县境内，这些从东莞回来的农民工都是在新年的第一天乘上返乡大巴的，他们中很多人告诉记者，这个日子，比起往年回乡过年的时候早了至少半个月。一场金融风暴迅速从华尔街席卷全球，来自欧美的订单锐减，中国沿海地区的加工企业纷纷倒闭，裁员。失去工作的农民工不得不提前收拾起行囊，返回自己的家乡。

“现在面临裁员，裁员，本来厂里只有100多个人，现在裁了只剩下80个人。”

记者：“那你现在是打算回来？”

“回来，不做了，没办法做下去。”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09年3月统计，中国1.3亿农民工中，有2000万人因金融危机失业返乡。这一状况，是近十几年来罕见的。国外媒体的无不担心大量的失业农民工回乡，是否会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稳定带来影响。2000万农民工返乡，当时的英国《泰唔士报》称：“这一数字甚至高过澳大利亚的人口总数，澳大利亚总人口不过2100万。并且，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大量城镇失业人口。”《德国金融时报》：“经济危机也使那里的失业率急剧上升，并有引发社会动荡的危险。”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009年可能是新千年以来最困难的一年。农村地区的发展形势很“严峻”。

的确，如此多的剩余劳动力返回家乡，这些人如何安置，成为了摆在中国政府面前最为棘手的问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前往重庆湖北考察了解农民工返乡情况。并于2008年1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尤其要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就业，这直接关系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此时一系列稳定和扩大就业的措施迅速启动，多管齐下保就业。中央财政预算安排就业资金420亿元，比上一年增长66.7%，增幅前所未有。要在扩内需的过程中扩就业，4万亿投资初步测算拉动非农就业5000多万人。

《纽约时报》2009年2月22日专门发表题为《返乡农民工》的署名文章，以湖南的返乡民工回乡过年后又继续返程寻找新的就业机会为例，认为“中国农民工的福祉已成为政府关注的头等大事”。报道提到，“为了缓解失业农民工的困境，中央政府已经宣布了一系列举措，包括职业培训，扩大农村医疗保险和农作物补贴，确保回家务农的人也可以谋生。”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总量达到1.5亿人，比去年底增加1157万人。到11月底，全国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013万人，预计到年底，全国实现城镇新增就业将达到1100万人以上。

李义是长沙某物业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今年12月份的一天，他和50多岁的母亲一道，来到位于芙蓉区的西子花苑楼盘看房，听了售楼小姐的介绍，李义告诉记者，无论是户型还是地理位置，他们都非常满意。

李义母亲：“周边的环境地段还可以，这边超市什么，大润发、沃尔玛，什么买建材都方便，这里也可以说是城中心了这里。”

在随后看房的过程中，李义和母亲不断向售楼小姐询问房子的细节，脸上难掩兴奋之情。看着买房给两人带来的巨大喜悦，记者没有想到，就在一个月前，李义家中的五口人，还全都挤在一套50平米的狭小房子里。

现在，李义一家人再也不用住在如此拥挤的房子里了，他们很快就能拥有一套140平米的房子，父母、夫妻和孩子分别拥有自己的卧室，也不用再担心上厕所排队的问题。但很多人可能都想不到，李义要买的这套环境舒适、交通便利的房子，严格意义上说来其实是经济适用房。

2008年7月，长沙在全国率先成立住房保障工作局，并全面推行经济适用房货币补贴，规定具有长沙市户口5年以上，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上年度城区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5%(人均1010元/月)的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都可以得到货币补贴。无房户的补贴标准为8万元每户，住房困难户的补贴标准为5万元每户。

中共湖南省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剑飞：“我觉得一套房子意味着一个家，一套房子也意味着几乎是一辈子的积蓄，一套房子也意味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幸福的标准，所以我觉得现在衣食住行，衣和食没有问题，行这些年通过努力解决的也比较好，真正难的，花钱最多的困难还是房子。所以我们讲民生，应该说住房是最大的民生。”

长沙的努力仅仅是全国改善居民住房条件的一个缩影。今年7月，国务院批复同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成立保障性安居工程协调小组，成员遍及发改委、财政部、民政部等17个政府部门；在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2009年我国一共投入了1676亿元的资金，比2008年增长了5倍；在2009年的最后一个月里，中央又密集开出药方，为高烧不退的楼市降温，力度空前。

在政府着力改善民生的工作中，住房还只是其中一项，事实上，在今年分四批下达的中央投资中，直接用于民生的投资比例超过了50%。

郑功成：“现在我们进一步把民生跟经济增长紧密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一点来讲，它标志着一个重视民生的时代，我觉得是民生的时代应该是真正到来了。”

我国政府关注和改善民生的举措，在国际上赢得广泛赞誉。英国《每日电讯报》说，“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是为了人民的新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也表示，“中国立足民生的救市措施，将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

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记者见到了国际传播中心主任周庆安，他告诉记者，在2009年，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

周庆安：“就是在整个国际舆论当中，这些年来中国被提及的次数总体上都是向上走的，那么今年以来，在很多问题上，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像《金融时报》这样的国际的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时候，不简单地把中国作为一个想象的一帮去在报道，而是把中国作为国际体中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周庆安表示，在过去的一年中，外国媒体对中国的关注不仅体现在报道数量的增加上，同样也体现在报道内容的变化上。

“我们拿了7家国际主流媒体作为样本，那么不完全的统计，2009年整体的中国经济方面的报道已经超过了28%，这个比例在以往的几年当中，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比例。因为传统意义上来说呢，国际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时候，是把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进行报道的，那么更关注我们体现出来的一些表象性的内容，比如说GDP的数字，比如说政策的一些变化，那么今年的整体报道相对来说更深入。”

这就意味着国际主流媒体在逐渐的认可，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间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中国在国际上媒体关注度的提升，一方面得益于外媒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描述，另一方面，中国也展开一系列策划活动，主动通过国际媒体提升中国形象。从2009年11月23日起，一条长约30秒钟的“中国制造”宣传片开始在美国有线新闻网的美国频道、美国头条新闻频道和国际亚洲频道播放，为期6周。这条宣传片由商务部委托制作，旨在提高中国产品在实际上的形象。

这个广告Made in China，这个广告从投放的效果来说，当然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观察。我们仅仅用了六周的时间，中国制造还有很多问题，尤其在西方世界当中，它的看法确实有很多是跟劳动力密集型、价格低廉联系在一起，但这种主动设置的本身的意识，其实代表了中国已经开始，除了有钱之外，已经开始有智慧或者想办法在国际舆论当中投放自己的智慧，我觉得这是一个能够看到的变化。

周庆安还告诉记者，国际传播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在2009年，中国的国际传播力得到大幅提升。

“应该说就是2009年中国国际传播力的提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这种提高当然也得益于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从国际环境来说，由于金融危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逐渐加深，那么这个时候中国能够在经济上头率先增加，率先起稳回暖，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使得国际媒体更重视中国，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因素。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确实也是因为主观上头的一些变化，就这一两年来，中国在整体国际传播力上头的影响，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操作方式都在发生一些变化。

从总体上头来说，国际传播力的提升，本身也是中国经济的一种表达方式。”

来源：央视国际 编辑：段若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