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要以政府转型为主线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权力运作方式、利益配置结构、责任和义务等明确下来，逐渐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进一步制度化；要探索建立各级政府事权与财力平衡的体制，按照政府间财政能力均等化的要求，实现由层级财政向辖区财政的转型；以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为重点，建立辖区财政能力均等化机制，强化省、市两级财政的辖区责任，保证县级财力。

要按照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要求推进行政区划体制改革，加快推进行政上的“省直管县”；要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执行权，建立执行机构，强化监督权，成立独立的监督委员会。要以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为重点完善公共治理结构，一方面，正确划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使政府的职能严格限定在市场和社会解决不了的领域，使政府能够集中精力履行公共职责；另一方面，有效地培育微观经济主体和社会组织，发挥企业和社会组织各自的比较优势，从而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社会和谐创造基础性的制度条件。

以积极的社会体制变革缓解经济增长压力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压力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十一五”时期，中央实施了一系列新的社会政策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存在着分配结构不合理、基本公共服务总体供给不足等问题，这是形成“国内消费不足、产能相对过剩”的重要原因。例如，我国几亿农村人口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潜力引人注目，被认为是全球经济版图上少有的一个亮点。这个潜力的释放，将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从最高点1983年的32.3%，在“十一五”时期的2007年下降到最低点9.1%，24年下降了23个百分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长期缺失严重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欲望。

因此，化解经济压力，不仅要调整经济政策，也要进行社会变革。短期内，采取积极的社会政策，稳定市场、扩大就业，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救助，防止经济压力与社会问题的双向传导；中长期，需要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加强公共服务体制建设，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形成拉动消费需求的重要制度保障。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矛盾与冲突常态化已成为社会现实。因此，应当建立“安全阀”机制，将其作为保持社会弹性、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公共产品，成为“十二五”时期社会治理变革的重要举措。其核心就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即在承认利益分化的基础上，在公平的原则下，通过法律、政策等手段，构筑有效的谈判沟通和意见表达的平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采访整理：周正平）

来源：半月谈 编辑：杨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