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背景
她掩埋在历史深处，安然度过了岁月沧桑。时光漫流，生活飞奔，她依然在这里守望故地，这是一条被称为“古苗疆走廊”的文化通道。
光阴浅浅。深藏在贵州省玉屏、镇远、施秉、黄平、凯里、福泉、贵定、龙里、贵阳、清镇、平坝、安顺、普定、关岭、镇宁、晴隆、普安等地，在“古苗疆走廊”多民族经济、文化高度融合而产生的历史遗音仍在真实生活世界里留存，在历史的深处发出完美的回响。
“古苗疆走廊”不仅是关联苗族群体，而是相关贵州多民族群体。据史料记载和相关研究，“苗”在明清乃至民国年间，为西南地区包括贵州、云南、四川以及广西、湖南等地域非汉系族群的泛称之一，因此并非单指今天的“苗族”，而是相当于今天的“贵州少数民族”之义。而“苗疆”指的就是这些少数民族的分布地域。
“古苗疆走廊”沿线及周边地域存在着多样的文化积淀，多元民族文化特征明显，族群的文化交融与互动是主流。“古苗疆走廊”的提出，一方面以历史视野，把“碎片式”贵州文化置于一个整体的空间去观察、研究和持续性关照，有助于跨“民族·族群”的地域整体性研究，构建贵州地方文化的“主体性”认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推进中国与东盟间国际交流，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促进贵州的文化建设及经济发展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为人类学、民族学及贵州地方史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研究西南地区的“国家化”过程，拓展边疆理论的研究，拓展了学者对于“边疆”这一概念的理论思考。
“古苗疆走廊”把孤立的贵州文化碎片以大历史视野，纳入一个整体空间，去观察贵州多族群互动、交往的活态生活历史和经济往来，从对贵州自我文化认同的“他者”，走向主体性认同，建构贵州学术的中国价值及贵州学的当代叙事具有重要意义。就此，记者对相关学者进行了访谈。
嘉宾：杨志强(日本东京大学人类学博士、贵州大学教授)
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曹端波(贵州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古苗疆走廊”的历史来由
主持人：“苗疆走廊”这一地缘政治概念有什么历史来由？是基于什么考虑提出来的？
杨志强：100多年前，日本著名学者鸟居龙藏，只身来到中国西南地区，进行了一次影响深远的田野调查之旅。鸟居氏进入西南展开的人类学调查之旅，其所行路线都是过去连接内地与西南边陲云南的驿道，这其中尤其是从湖南经贵州进入云南一路所走的路线，正是元明时期以后开辟的一条连接中原与西南边陲的最重要交通命脉。
明初，将元代在现今贵州省内设立的“八番顺元宣慰使司”改为“贵州宣慰使司”，其地分属在湖广、四川、云南三省辖区内，或为大姓土司及众多小土司所控制，或为完全摆脱土司和朝廷控制的“化外”之“生苗地界”。可以说，贵州省之设立，初衷就是为了保障通往云南省驿道的安全。
曹端波：回顾明清时代以来的历史，以贵州省为中心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化”过程，汉移民大量移入及其文化的渗透影响，“苗疆”这一重要的地缘政治概念的形成及其“改土归流”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无一不与这条驿道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数百年历史的连续不间断的影响，尤其是明清时代各地汉族移民的大量移入和汉文化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和渗透，除了在驿道沿线留下了大量历史文化积淀外，在汉文化这一坐标系上，各个非汉族群因所受影响不同，也形成了具有显著的地方或族群特色的文化个性。而民族及族群间的互动关系也频繁而复杂，长期历史过程所造就的深厚文化积淀、多样性及族群／民族关系的复杂样态，已远非可以用局部视野来覆盖了。因此，我们才首次提出了“苗疆走廊”这一概念，通过对分布在这一特定地域内的国家及民族、族群社会间相互关系的考察，从多学科角度探讨地域内的社会与自然生态间的关系，各族群／民族文化间的共生及相互影响过程。
从地缘概念到文化概念的转换
主持人：“苗疆走廊”的内涵是如何界定的？它有什么特点？
赵旭东：从地域空间上看，“苗疆走廊”主要指明代以后正式开辟的由湖南辰州(沅陵)、沅州(芷江)东西横贯贵州中线的所谓入滇“东路”或“一线路”，沿这条古驿道形成了一条穿越数省、长达千余公里，周边面积达十余万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
曹端波：“苗疆”作为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概念，是在明清时代，尤其是清代以后才逐步形成的。自明季开始，“苗”逐渐取代过去的“蛮”成为汉民族对南方非汉族群的泛称。“苗”最初作为泛称出现的地域，可能就始于辰沅至普安段“一线路”之周边地区。其后，“苗”之指称范围逐渐扩大至整个中国南方的非汉族群，而“苗”之分布地域，也称之为“苗界”或“苗疆”。清代以后，“苗疆”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地缘概念，其范围涵盖了贵州全省及周边省份的邻接地带。由此可以说，“苗疆”这一地缘概念的形成，恰好是和上述湖广入滇的这条驿道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所谓的“走廊”，在地理学上原指的是连接两个区域中间的狭长地带。“苗疆走廊”并非是依地理走势“自然”形成的。可以说，它最初就是在国家军事政治力量等的强力介入下，以交通线为中心，将平原、丘陵、山地、高原台地等不同地貌相勾连，在文化上形成既有族群多样性，又具有地域共性，并在沿线保留了大量的历史积淀的、呈带状相连的区域。因此，这种类型的“走廊”更多地受到政治、经济等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
杨志强：对于“苗疆走廊”的特点，目前只有一些很初步的看法。首先，“苗疆走廊”的开辟及其随之而来的贵州建省，对推进包括贵州省在内的整个西南地区的“国家化”或“内地化”进程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说，“苗疆走廊”不仅是维系中原与西南边陲的重要通道，并且它对位于这两者之间的“苗疆”地域的社会变迁及“国家化”过程都带来了多方面的重要影响。
其次，自国家权力用政治军事力量强力打通“苗疆走廊”后，它不仅是连接中原与西南边陲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形成了一条穿越了众多“异文化”，即非汉族群分布地域的狭长的“汉文化走廊”地带，并不断影响和辐射周边地区。乾隆时期，受内地汉族人口剧增的压力影响，大量汉民开始自发流入“苗疆”各地。而横贯贵州省中线的这条“苗疆走廊”也成为湖广等内地汉民进入西南的主要通道。因此，“苗疆走廊”不仅是一条物流通道，更是汉人移入西南的“人流”大动脉。
第三，“苗疆走廊”也是一条以“移民文化”为其特色的文化走廊，它跨越了众多非汉族群分布的地域，并且至今仍然是汉族与非汉族群在文化上频繁交汇和相互影响的交界地带。数百年文化间交汇的历史，在这条走廊沿线不仅留下了深厚积淀，也造就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像。各地非汉族群社会在主流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下，既深受汉文化的熏染，同时又因地域或族群的不同而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多样性特征。
第四，“苗疆走廊”上频繁的人口及文化的流动，也形成了极其复杂的民族／族群关系。历史上，在这条走廊上移动的不仅有汉族移民，也有不少非汉族群的群体沿这条通道迁徙移动，造就了复杂多样的族群认同的“边界”。“苗疆走廊”沿线地带不仅在文化上兼具地域“共性”及族群“多样性”特点，并且历史上剧烈社会变动背景及族群间的复杂关系导致了汉族内部、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内部之间形成的多重认同边界，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另外，“苗疆走廊”还是一条连接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关系的重要国际通道。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黔游日记》中，曾记录了他在安顺附近查城驿道上见到大象和侍候的“象奴”路过的情景。在黔东南凯里(明代的清平)附近的苗寨中，今天依然还存有当时供缅甸等国朝贡的大象休息的“象亭”遗址。而在有“黔东门户”之称的镇远，在县城东横跨氵舞水的祝圣桥魁星阁上，现今还挂着书有“劈开重驿路，缅人骑象过桥来”之对联。
“古苗疆走廊”衍生的学术新视野
主持人：对“苗疆走廊”展开研究，在学术上有什么重要价值？对推动以贵州省为中心西南地区经济建设的规划有什么现实意义和作用？
赵旭东：首先，“苗疆走廊”概念的提起与研究，不仅在学术上具有重要价值，并且通过推动其作为世界新文化遗产类型——“文化线路”的重构、保护、开发与申报，对促进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文化建设及经济发展，都将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上开始将“文化线路”(CulturalRoute)理念引入到文化遗产类型中，强调其作为“动态”的无形文化遗产价值，以区别于以往的“文化景观”、“自然与文化遗产”等有形遗产。2008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第16届大会上通过的《2008文化线路宪章》中，对“文化线路”概念内涵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强调其“作为整体的跨文化意义”以及“动态特性”等具体特征。“文化线路”概念的提起及其相关理论的诠释，一方面，反映出当今世界对特定地域空间内的不同民族／族群间文化交流互动现象的高度重视，同时也与人类学的结构主义等理论乃至现今汹涌澎湃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对人类思维及文化事像背后的各种“关系”的思考深度契合在一起；而“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新遗产类型被列入国际遗产保护领域的框架中，对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及文明古国也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杨志强：长期以来，由于我们一直缺乏对贵州文化“主体性”地位问题的深度思考与认知，在谈及“移民文化”之际，仅将“屯堡文化”、“傩文化”、“安顺地戏”等进行点状罗列，有的甚至将其视为“外来文化”。事实上，如果把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文化比作一件色彩斑斓的“外衣”的话，那么，可以说历史上由国家权力的强力介入以及“苗疆走廊”上的“移民文化”所造就的政治、经济格局，以及文化的地域性及族群多样性才真正构成了贵州的“脊梁”。曾为“苗疆腹地”的贵州，自古以来，就生活着众多的藏缅语、苗瑶语以及壮侗语的非汉语群体，然而，从对贵州建省六百周年“纪念”之现实表述可以看到，它其实更大程度上是基于国家整合层面和汉文化所代表的主流话语权的确立过程而被赋予其意义的。因此，重构“苗疆走廊”，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并且对建构贵州地方“主体性”自我认同也有重要的意义，进而对拓展贵州旅游发展的视野，也可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赵旭东：从学术层面看，自清末中国开始近代“民族国家”体制的建构以来，“民族”一语始终与“国家”一道，成为不同场合下各种表述的核心话语之一。在这一背景下，从来的人类学“殖民地”研究传统被置换为“边疆研究”或“边政研究”；而“异文化”则被转换成“少数民族文化”，同为“中国国民”的非汉族群在这过程中不自觉地被异化成了文化上的“他者”。另一方面，对“民族”话语的强调，使得我们一旦进入民族地区，就惯于偏重从“族群”或“民族”视野去审视诸相关问题而忽视了“地域”基础上的文化相似性或整体性问题。这样一来，一些具有地域“共性”的文化特点或器物往往被人为地分割为“民族的”文化符号，从而使地域性的文化特点被漠视甚至被消解。
曹端波：现今各民族的学者在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概括与表述时，往往依“民族”为单位将地域性的文化现象或文化器物进行主观分割和重组。事实上，在过于强调以“民族”为单位的表述体系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被转述成了彼此泾渭分明之想象，民族间的“边界”不断被固化，差异亦因之被扩大化。因此，把“苗疆走廊”置于一个广阔的研究视域下展开，不仅限于人类学，并且也可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如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哲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农学、生态学等学科的参与，提供一个具有广泛可能性的共同研究“平台”。
此外，“苗疆走廊”构建起了贵州的政治、经济特点以及社会文化的自身价值，也彰显出贵州地方文化“主体性”之内涵：既非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文化，亦非单纯的汉文化，而是两者在相互影响过程中形成的，兼具地域“共性”与族群“多样性”的多重交汇。因此，通过对“苗疆走廊”的研究，一方面，可建构起贵州地方“主体性”的自我认同，同时在学术上也可改变此前一直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
“苗疆走廊”这一概念的提起及其相关研究，不仅在方法论上可以开启西南地区地域与民族研究的新视域，为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各学科提供共同参与平台，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构架和话语体系，并且以“文化线路”为切入点，关注“苗疆走廊”沿线及周边地区古驿道、古建筑等“文化景观”的保护及修复工作，挖掘和整理各地相关的无形文化遗产，不仅可为政府的旅游开发战略拓展思路，并且最终还可推动“苗疆走廊”作为“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的申报，让历经六百年历史洗礼的文化走廊华丽转身，重现光芒。（张新雨 王小梅）
来源：贵州日报 编辑：宁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