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弟友保存着自己1951年第一次捐款的证明：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献金证。

　　捐款成“瘾” 到处寻找求助者

　　廖弟友频繁捐款，最早可以追溯到1976年。

　　那年，唐山大地震突如其来。这天，廖弟友在人民公园闲逛，看见有人在公园里设摊挂横幅，人群前面，摆了一个大红色纸箱。别人告诉他，这是在为唐山受灾人民募捐，他从包里掏出200元，投进箱子里。

　　“我也想做志愿者。”“不行。你可以捐款。”说着，他从志愿者手中接过捐款发票，以及一封粉红色的《感谢信》，信封右下角有单位名称和地址。他记下地址，之后他就时不时跑到那里，“有人需要帮忙，我就捐点。”

　　此后，他就常常跑到捐款点，有时候摸点钱出来，投进捐款箱。

　　1980年，廖弟友从铁路局退休。他有了更多时间，于是经常走街串巷，寻找需要帮助的人，红纱袋、助听器、水壶，是廖老出门寻人的“标配”。在街上看到乞讨的老人投5元，残疾人和小孩投10元。

　　“火车站乞讨的人多，骗子也多”、“庙里面乞讨的人多，小部分是真的”、“成都电视台三频道的求助新闻多，四川卫视的更多”、“成都军区总医院、成都消防总医院和成都市三医院最好找需要帮助的人”……

　　多年来，廖弟友积累了丰富的捐款经验。

　　他看电视，总盯着滚动播出求助信息，“有的我还没记完，它就过了。”为了不上当受骗，他通常会找到医院去一探真伪。若是真人真事，他就现场给钱，再让对方在小本本上签个名。遇到有人磕头道谢的，他都一概拒绝。

　　成都慈善总会工作人员严巧说，老人为了能送出去100元，会坐半天公交车，花半天时间去找人。

　　省吃俭用 南瓜萝卜下稀饭

　　廖弟友的5个子女，都在成都干着普通的活儿。生活平顺，时不时来看他。

　　2014年，小儿子廖凤明看到新闻报道，才知道原来父亲“一直在做慈善”，并且从未间断。廖老一辈子都没听过“慈善”二字，更不知道它的意思。在他的字典里，只有“帮忙”。

　　一辈子捐了多少钱，廖弟友没有统计过。

　　实际上，他并没有多少钱，收入只是每月退休工资：2000多元。因为捐钱，自己过得很拮据，一日三餐，只能吃稀饭，配菜是豌豆、南瓜或者萝卜。烟酒早就戒了，嘴巴没味，就嚼几个蒜头。

　　后来，老廖被媒体报道了，他捐钱的事，邻居都知道了。

　　“廖大爷，有钱哦!又去捐了哦!”一进茶馆就有人开腔了。

　　“那些话，听了心头不安逸。”他嘴角瘪了瘪，委屈得像一个受了气的孩子。廖弟友认为，自己捐的自己的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帮助别人，别人心里有个念想。他也知道自己的一两百块，对于求助者是杯水车薪，但他还是坚持送钱，有时在去的路上就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回来的公交车。但这都阻止不了他去捐款：“我有公交卡，肯定能问得到。”

　　廖弟友说他不想接受采访，考虑了一下，最终同意配合。他拉开棉衣，掏出一部翻盖手机，笑着告诉记者，这是孙女儿买的，还存了子女儿孙们的电话。

　　“等我死了，别人说起他们的父亲和爷爷，也不会是坏话吧。”一边说着，泪花在他短而稀疏的睫毛上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