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张爱玲在她的作品里说过，要抓住男人的心，先要抓住他的胃。这句话的最早出处我不是太清楚。这句有关男女感情的议论，却在我回忆三十年来北京居民饮食习惯的变化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

一个城市要留住一个人，必须先让他吃好。我必须承认在来到北京多年以后，直到吃得比较合适了，才真正爱上这座北方城市。说来话长。故事要追溯到二十八年前，在十八岁那年我从江苏考进了北京一所大学。

米饭还是馒头？这是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南方人当然是以米为主食。当时全国粮食还是实行定额配给的政策。但是北京的情况显然要更加复杂一些。我们学校的饭票有三种——棕色的面票、淡黄色的杂粮票、白色的米票。

七斤定额的米票大约可以管我一个星期。于是一项重要的课外活动——南方和北方学生的饭票的交易——就这样进行了一段时间。不过很快，情况就有了变化，三种饭票通用了。到了1993年，粮票在全国完全停止使用，成了珍贵的收藏品。因为国家有了足够的粮食养活自己的百姓了。

数年后，在我几乎忘了粮票那回事的时候，一个回了国的外国同事寄给我一张照片。画面是我捧着一大碗米饭欣然满足的样子。照片后面的图片说明写道：“没有米饭的日子，就像没有阳光的日子一样。”

那张照片总是让我回忆起刚到报社上班的日子。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北京。当然，饮食不是留下我的主要理由。毕竟人活着不是为了吃，而吃是为了活着。

像大多数南方人一样，我都觉得北方烹饪是粗糙、不讲究的。这个想法对于我这个来自有数百年历史的美食之城的人一点都不奇怪。我父母当年举双手赞成我到首都北京求学，但在临行之前给了我足够的思想准备，因为他们文革在北京串联的时候只记得有白菜、萝卜和土豆吃。

实事求是地说，北京的饮食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糟糕。但我还是在食堂里吐掉了有生以来第一口麻酱面条。我也曾对北京的风味小吃“爆肚”嗤之以鼻，称之为“脏毛巾”。习惯势力真是了不得，但也不总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城市的变化，我自己的口味也在变化。今天的北京已不仅是一个政治首都，更是一个国内、国际美食荟萃的大都市了。

在1990年，“中国日报”刚搬到现在的地址的时候，周边只有一个餐厅。大约在现在“梭边鱼“餐厅这个位置。 这个叫做“聚龙”的餐厅供应川菜。菜做得怎样不太记得了。只是记得餐厅里比较暗，座位是背靠背的火车座。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月挣98元加上16元的夜班费， 走进“聚龙”是要下一番决心的。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在工资增长的同时，周边的餐厅也迅速增加。现在的惠新东街社区已经是一个拥有数十家中外风格餐厅的热闹街区了。

吃的选择多了，而我本人的口味也从固执转向开放。原本不吃辣的人可以毫不畏惧地点上五个小辣椒标志的毛血旺。现在，麻酱面和爆肚已经成了我的两个最爱。了解我饮食“爱恨情仇”的北方同事们在聚餐时总是心领神会地告诉我，“脏毛巾可是给你点了啊！” 我则报以会心的微笑，急切期待美食的上桌。

恍惚之间，我有时候竟想不清楚，是城市变了，它的食品变了，还是我变了。

现在我已经在这个城市定居下来，从事着一份有意思却挑战不断的新闻工作。饮食不再是一个生活中的问题，而成为这个城市留住我这个“北漂”的一个积极的因素。现在的问题是选择太多，常常让人拿不定主意吃什么。而当我重感冒在床，口中索然寡味，只能靠稀粥度日的时候，心里想的只会是老家出产的酱菜——乳黄瓜。这是我冰箱里唯一常备的一样食品。

编委 王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