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净资产是政府实实在在的财产和财富。”中国政府资产负债核算理论和政策研究课题组负责人、银监会纪委书记杜金富日前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如是说。
该课题组依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制的《2012~2013年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称，2013年中国公共部门净资产(总资产减去总负债)为106.9万亿元，广义政府净资产为92.3万亿元，狭义政府净资产为55.3万亿元。
债务风险
不仅与资产负债总量相关
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梳理政府有多少“家底”，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债务压力，净资产无疑是最重要的信息。但政府净资产越大，并不意味着债务风险越低。
杜金富向《第一财经日报》解读相关数据时称：“债务风险还需要考虑结构。债务风险不仅与资产负债总量有关，还与其结构有关。”
“对于政府部门、资产负债范围，需要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进行界定，这是难点之一；难点之二是如何确定核算基础、计值方法、合并原则；难点之三是在核算原则、核算方法、数据来源、核算结果等方面，如何与SNA(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衔接匹配。”杜金富表示，在研究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
杜金富向《第一财经日报》透露，课题项目研究为期5年，主要成果为编制2012~2013年政府资产负债表；此外，《政府资产负债表核算原理及中国应用》一书将于2015年上半年出版。
据悉，国家自然基金委已将《政府资产负债核算的理论方法与政策研究》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这项政府资产负债核算研究课题启动于2013年9月份，计划于2018年完成，将为国家有关部门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提供较好的研究基础和数据基础。
实际上，在财政部2011年两会期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预算案中，“研究推进政府会计改革，探索试编政府资产负债表”被列为2011年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的工作之一。2011年颁布的“十二五”规划中，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作为重要的一项财税体制改革被写入。
四份不同的政府资产负债表
自2012年以来，国内共有四个研究团队尝试编制了我国国家资产负债表尤其是政府资产负债表。除上文所说的中国政府资产负债核算理论和政策研究课题组，其余三个研究团队分别为：由博源基金会组织和资助的马骏(现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原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牵头的复旦大学为主的研究团队；由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牵头的中国银行团队；由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牵头的中国社科院团队。
四份同题报告，政府净资产数据却有着明显的不同。
来自中国政府资产负债核算理论和政策研究课题组的报告称，2013年中国公共部门净资产为106.9万亿元，广义政府净资产为92.3万亿元，其中狭义政府净资产为6.4万亿元。2012年，中国公共部门净资产为92.1万亿元，广义政府为81.6万亿元，其中狭义政府的净资产为6.4万亿元。
曹远征的报告指出，根据1998年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数据和历年统计的资金流量表数据，得到1998~2008年的政府负债和资产数据。政府资产规模从1998年的6.5万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17.21万亿元；政府负债规模从1998年的1.58万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7.52万亿元。2008年政府净资产为5.94万亿元。
马骏的报告估算，到2010年底，我国政府净资产38万亿，中央政府净资产约为17万亿，地方政府净资产约为18万亿，中央政府的净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之差)约为6万亿。
由马骏等人所著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提供的2002年~2010年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简表显示，2010年我国国家总资产421.4万亿，国家总负债202.5万亿，国家净资产达到218.9万亿。
李扬在其报告中表示，中国国家净资产在2011年已超过了300万亿元。他的报告还定义了一个狭义框架的主权资产净值为20万亿元。按宽口径匡算，2010年中国主权资产净值69.6万亿元；若按窄口径匡算，同年中国主权资产净值在20万亿左右。
不同的核算范围和计价方法
如上所述，同样是求索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四份报告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造成诸多资产负债表数据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机构部门核算的范围、资产负债核算工具的范围以及计价等核算方法不一样。”杜金富对《第一财经日报》解释称，“我们是以国际公认的准则为依据，机构部门和工具的定义、分类遵循国际标准，核算方法采用国际通行规则。在此基础上，参考其他国家编制的做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完成的。”
马骏在《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称，其课题组估算的政府净资产高出曹远征版本和李扬窄口径版本的主要原因，是资产方包括了政府持有的十几万亿的上市公司股份市值。而马骏研究估算的政府净资产远低于李扬宽口径版本的原因是，基本上没有包括“国土资源性资产(尚未开发的矿产和未出售的土地)”。
第一财经研究院原研究总监徐以升称，从数据看，马骏报告本应该得出和李扬报告一样的结论，但双方的定性却完全不同。李扬报告的定性为：无论宽口径还是窄口径，中国的主权资产净额为正，这表明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主权资产来覆盖其主权负债。因此，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极低。但马骏报告和曹远征报告却更多强调了风险，即中国政府债务的不可持续性。徐以升倾向于认同李扬报告的观点，因为资产侧的庞大的资产规模以及净资产的净值，除了在净值上支撑债务体系之外，还能容忍更高的负债率。“但这里也要提示风险，一是资产的流动性风险，二是政策要能够推动以资产弥补跨部门债务，比如以央企资产弥补养老金缺口，这涉及跨部门政策设计和执行。”徐以升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