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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在祖国的怀抱中: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奇迹的昭示
2010-02-02 09:28:42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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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在重建中生动实践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在恢复重建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震后,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多次亲临灾区,冒着不断的余震到震中映秀镇、都江堰和北川等地调查,在帐篷里。在板房中,在满是废墟的现场,同灾区群众和各级干部共商重建事宜。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几经反复,一个重大的决策形成了:对口支援,19个省市各拿出地方财政的1%支援19个重灾县,三年完成。不久又根据实际进展作出调整,提出“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

灾区的情况千差万别,19个重灾区,受灾情况不同,自然条件、文化风俗、经济发展水平都不尽相同,重建必须因地制宜、百花齐放。所以中央在决策时,只定大目标、大原则,为地方自由发挥留足空间。19个援建省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北川县城在地震中损毁殆尽,是唯一一个需要异地重建的县城。负责援建的山东省做了一宏伟的规划,要在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重建一座集居住、产业为一体的现代化新县城,目标是打造一个世界水准的模范小城。

都江堰市震后是一个“站立着的废墟”,急需重建的是学校、医院、自来水厂等公共服务设施,上海援建方把这些工程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同时结合当地农村的特点,协助当地农民打造了10万亩现代农业产业园,并为其产品进入上海大市场开辟了“特别通道”。

广东省负责援建汶川县,他们把目标任务再分解,13个市分别援建13个重灾乡镇,至于各市如何建,省里只确定大原则,“规定动作”是统一的,“自选动作”各市不同。

在重建中,各方援建者和当地党委政府都把“一切让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各项工作的最高标准。

2009年3月,广州市援建汶川工作组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他们邀请世界著名专家设计的11套汶川体育馆建筑方案,竟然没有一个能让当地群众满意的。

疑惑之下,援建组没有贸然开工建设,而是专门成立了民意调查小分队,挨家挨户地走访、征询意见。原来,汶川县是一个藏族和羌族群众的聚居区,人们对藏羌民族特色怀有深厚的感情,认为专家设计的方案好是好,却少了点“民族味儿”。

援建组恍然大悟,立刻请来民族建筑设计专家帮助修改新方案。当第12套既时尚现代又独具民族特色的方案公示后,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一片赞扬。如今,这座洋溢着浓郁民族风情的体育馆已矗立于滔滔的岷江河畔,高低起伏的白色屋顶如同洁白的哈达随风舞动,条块相间的红色图案如同美丽的羌红传递着幸福与欢乐。

重建成不成功,要看群众满不满意;出现矛盾纠纷,也靠群众解决。

距震中映秀仅一山之隔的汶川县银杏乡,在地震中损失惨重,绝大部分房屋损毁倒塌。村里有8户农民的住房损坏较轻,通过维修加固仍可使用,于是他们分别领取了三千至五千元不等的维修补贴。然而,他们后来发现重建户可以领到近2万元的补贴时,觉得不公平。当地党委、政府多次做工作,效果甚微。最后,乡里启动了该村“一事一议”程序,召集全村人投票,结果其他村民都不支持给他们增加补贴。在群众意志面前,这几户农民无话可说。

气壮山河的灾后重建,显示的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我们看到,从普通灾区群众到各地援建者,每个人都在充分、自由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这无数的涓滴之力,最终汇聚成排山倒海的力量。

科学发展观:创造重建奇迹的“法宝”

震后不久,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在全党展开。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科学重建”,“要把灾后重建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扶贫开发紧密结合起来,与主体功能区建设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紧密结合起来,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紧密结合起来,与促进灾区生态环境尽快恢复并不断改善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个论断,化作千百万人的实践。

震后,最让都江堰市委书记刘俊林头痛的是重建缺钱。全市12万户农民受灾,近8万户房屋倒塌或损毁,需要重建资金100多亿元。这对县级(市)的财政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农民自身也无力承担。

钱从哪里来?只有改革。刘俊林算了一笔账:如果把散居农户变为集中居住,全市就可以节约集体建设用地约6万亩。通过产权制度改革,让农户的宅基地流通变现,就可以“变”出一笔巨资,解决住房重建难题。

农民王全成了改革的第一批受益者之一。他拿出400余平方米宅基地的一半,与“城里人”张先生联建,由张先生负责出资建两幢楼房,两人各得一幢。王全没掏一分现钱,就得到了一套238平方米的新楼房。

借助这项改革,都江堰还创造了一种新的农村集中居住模式,村庄的美丽和现代化,超过许多城市住宅小区,成为当地农民新生活的梦想之地。现在,这样的居住小区已建起60多个,还有140多个正在建设中。

以人为本,为群众雪中送炭,成了灾后重建中各方援建者不约而同的行动。

重建过程中,浙江援建方发现,青川还有数万人喝不上干净水,部分山区百姓甚至没水喝。浙江决定把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拿出3亿多元“埋入”地下,投到“看不见”的安全饮水工程上,彻底解决了当地群众的饮水难问题。新建什邡市人民医院时,北京援建者发现,按最初设计,有700多万元钱要花在门面装修上。指挥部的同志心疼了,坚决地把这笔钱“扣”了下来,改用到更需要的学校建设上。

廉洁援建也是19个援建省市一致的追求。800多亿元的各地援建资金,两年内花完。这么多钱,怎么保证花得合理、不被贪污挪用?上海建立了三级监管体制,所有援建资金全部通过银行划转,一分钱也不经过个人之手,预算安排和实施情况全部在网上公布,每一笔钱,人们都可以随时查询。北京把负责奥运场馆的审计师请来,为重建资金“把大门”。他们对每一笔资金实行全程审计,每一笔支出、每一个环节,都有审计人员站在旁边监督,他们戏称这是“旁站式审计”。

借鉴中国和世界上一切文化的优秀成果,提升科学重建的水准,是建设者们共同的追求。

远在唐朝就有的羌寨——汶川县水磨镇,曾是大诗人苏轼和大画家张大千笔下的“世外桃源”。然而,震后的废墟和严重的工业污染,使这个“美女”饱受劫难。广东佛山援建组组长刘宏葆在深入了解这里的人文地理后,对自己的工作定下这样的目标:打造“人类灾后重建的典范”。中国的、日本的、瑞士的、不丹的……世界有名的山水小镇都启发着他和同事们的构思灵感。为了使镇中新建的寿溪湖既能保持水的灵性美丽,又能经得住暴雨、山洪、泥石流的冲击和泥沙的淤积,他们几次去都江堰,学习古人治水的智慧。最后,他们请来了为葛洲坝做设计的四川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人员搞流水模型。今年初,当这个如诗如画又有着羌族风情的“小丽江”初露芳容时,她的美丽让来访者惊叹不已。

当记者与创造这些重建奇迹的人们交谈时,一种敬意和自豪感油然而生。改革开放30多年,造就了一大批有理想、有纪律、有知识同时也是思想解放、有创造力的中国公民。这是中国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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