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功欧。

龚全珍随丈夫甘祖昌回到穷乡僻壤的江西莲花县,并毛遂自荐到偏僻的中学任教,一干就是几十年。如果我们简单地用“夫唱妇随”来解释龚全珍的选择,恐失之偏颇。她是一个浸染于中国传统文化又善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是一个长期保持了阅读、写作习惯的知识女性。如何面对乡土?这其中当然有一种艰辛的价值抉择,她选择了一条奉献之路——为人民奉献出自己的一切,用她自己日记中的话来说:“自觉奉献,并把这种奉献当作是最愉快最幸福的事。”我要说,这一个“自觉”,它包含着多少文化的储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有一种“民本思想”,继而导引出士大夫的行为准则——“万事民为先”。因而,在传统文化中,率先垂范地亲民、爱民、为民,成为一种风尚;于是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民胞物与”理念的出现,理念化为精神,而精神一旦蕴成一种文化,就会“润物细无声”地内化成一种人格,这是通过文化熏陶而成的道德人格。中国古代的仁人君子,正是以这种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道德人格而取信于民的。古代知识分子视此为天理、良知,而良知前提下的“知行合一”,自然成为传统道德文化的一种人格标志。在“民本”文化中,知行合一的人格,才是有魅力的人格。龚全珍在日记中由衷地赞同孔子“仁人君子”“真诚守信”的观念并盛赞“得民心者得天下”,可以说她对此有一种理性的自觉,其所言“活着一天就应该为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好事”,就是一种源于文化传统中的“人民关怀”;而她一生为民的践履,最终成就了她极富魅力的道德人格。

龚全珍已年届90,身跨新旧两个社会。从传统到现代,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获得了新的话语,有了新的思维。作为知识女性,她当然要去寻求生命的新价值。而她之所以深深地信仰共产主义,也正是因为她看到了共产党人“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导向,看到了共产党人的使命与职责,就是把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她理性地觉悟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人民”内涵,既符合人类进步的“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又体现出先进性与科学性。在这样一位知识女性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人民关怀”的民本理念与共产党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宗旨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