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解救让他“一发不可收拾”

媒体此前采访仔仔，总是着墨于仔仔第一次的打拐，也就是那个被媒体称为“宝贝计划”的行动。

2007年7月的一天，在广州多家跆拳道学校当教练的仔仔路过广州体育中心门口，看到一群卖花孩子被两个中年妇女暴打。

“当时我看到那一幕，就是卖花的小孩去抱别人情侣的腿，强买强卖，别人一脚把很小的小孩一脚就踢飞了。”

当过侦查兵的仔仔隐约感觉到这些花童是受人操控的被拐儿童。

他决定跟踪花童，为了这次行动，仔仔通过网络征集了一名志愿者“女友”，于是，每天下班时分，仔仔和“女友”都会出现在花童聚集的地方，买花，然后离去。渐渐地，他们与花童渐渐熟悉了……

在仔仔跟踪两个月之后，6个从江西、安徽拐来的孩子成功获救，7个犯罪嫌疑人被公安当场抓获。

后来，仔仔也解释不了自己当时的举动，“只是想弄清楚这背后是怎么回事，没想太多。”

不料，这一发竟不可收拾。此后，网友不断提供被拐花童的信息，让他多次赴深圳、成都、上海、宁波等地，和警方一起解救被拐儿童。

其实，仔仔注意到社会治安方面的问题，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2004年，仔仔退伍后第一份工作在广东中山市一家酒店当保安。一天晚上，仔仔和一退伍的战友同事下班回宿舍，碰见一女子迎面呼救跑来，后面跟着4个男人。

“4人手上有刀，还警告我们不要管闲事。那时候，我们刚退伍，血气方刚，正愁有劲没地使呢！”

两人赤手空拳和对方打在一起，抓了两个歹徒，并追回了被抢的手机、钱包，然后报警。第二天，警察的一句 “小伙子，好样的！”让他虚荣了半天。

仔仔的事迹传开后，保安圈内退伍军人主动约在一起，在警方指导下组建“退伍兵义务反扒志愿队”，在当地颇有名气。

在矛盾中毅然前行

“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有虚荣心，也可能会有一些成就感，但是这些都会过去。”

仔仔每次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被拐儿童和父母团聚，都感到无比欣慰。但是把这件事情当做事业来做，慢慢到了越来越深入的时候，他感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压力，有点力不从心。

“后面还有很多孩子等待被解救，我的行为远远改变不了这种现象，一个月解救一个两个，虽然自己一直在做，但是压力也是很大。”

此外，行侠仗义的虚荣快感过后，面对的是穷迫的生活现实和疲惫的身心。

粗略统计，近年来他为公益解救被拐儿童耗资40多万元。2003年退伍后，他在广州做跆拳道教练有着很好的收入，一个月可以拿到2-3万的薪水，然而志愿者活动占据了仔仔的几乎全部生活，他不得不三天两头请假。

“一个月有20天不在广州，后来我都不好意思请假了，积蓄慢慢也花光了。”仔仔说。

仔仔的解救行动主要花费在机票和和住宿费上，因为解救被拐儿童事关生命，需要和人贩子约好时间。大多数情况下，为了节省时间或者避免人贩子突然生变，每次异地解救他都得亲自坐飞机赶赴。大多数情况是临时出发，这就更顾不上机票是不是打折了，而这不是一笔小开销。

一场异地解救下来就要搭进去5、6千块钱。“的确有点心痛。”可是下次，仔仔依然会毫不犹豫的再次出发。他也觉得自己是矛盾的，但是却违背不了自己的心。“行动一来，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2012年，仔仔加入了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儿童安全公益基金，但是公益组织的报销费用并不能完全卸掉仔仔的经济担子。因为慈善组织的运转十分小心，报销费用需要选择最便宜的航班，要么早，要么晚，坐火车又慢，而仔仔从事的解救活动，和犯罪嫌疑人的约定一般是临时性的，为防生变，他必须某个时间必须到达“交易”地点，时间不可控，加诸与犯罪分子打交道需保持高度警惕……所以“目前还得经常自己花钱。”他无奈的笑笑。

父母一直是让仔仔感到愧疚的人，目前他们依然在种地，很是辛苦，家中五间房子，还是上世纪60年代修的土坯房。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仔仔的家乡在重灾区。那段时间也是他人生中最难捱的日子，“如果自己有钱，帮父母把房子修修该多好啊！”这个帮助过许多人的英雄也感到了无力。

每一次解救必须成功，仔仔总会周密的设想不同的计划，“要预测所有可能发生的危险，准备有针对性的预案和处理方式，具体到说什么话，被怀疑后的补救措施等。”

由于长期和犯罪分子打交道，精神高度紧张，加上经常性和犯罪分子进行心理较量。2010年，仔仔已是严重的神经衰弱，失眠十分严重，“有时候吃了安眠药，也只能睡到两个小时。

仔仔的家人只是在知道他在帮别人找孩子，“不告诉他们，是怕他们担心。”仔仔说。

“很多人问我，是什么支撑着我一直在坚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想那么多。”仔仔自己也困惑过，但是看到被拐儿童家庭那种伤心、无助、凄惨的状态，他总希望自己尽一点力帮助他们。

“自己在最无助的时候，当时非常希望别人能够帮助我。看到这种被拐的孩子，比我的经历凄惨多了，有一点点能力去帮助他，我很高兴。”

“即便花了自己的钱，让他们团聚，还是值得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