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国强：的确，现在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我国带来了新挑战，中国经济处于增长阶段转换与比较优势升级的关键时期，这些深刻变化对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如何应对国际新挑战，抓住国际经济深刻调整蕴含的新机遇，在更高附加价值环节上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是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未来十年涉外经济领域改革要大力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善外部经贸环境，充分利用国际环境提供的新机遇，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提升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地位，促进国内发展方式的转变。

《经济参考报》：如果您所说的这些涉外经济领域改革目标都得到实现，无疑将大大加快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速度。那么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

隆国强：首先，打造对高端产业与生产要素具有较强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一是扩大和深化服业对外开放，倒逼国内体制改革。重点是推动能源、电信、金融等基础行业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等领域开放，引入新的理念、机制和商业模式，推动国内相关体制改革，增强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大力改善投资软环境。增强政策的稳定性、透明度、可预见性；改革外资审批体制，建立高效的外商投资准入管理体制，开展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试点，为实现内外资准入制度的统一创造条件；统一内外资法律，强化法律法规的一致执行，形成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着力推进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打造新的开放平台。

加快对外投资体制改革。一是改革对外投资的审批体制，提高审批效率，为取消对外投资审批奠定基础。二是加强对外投资保护，保障海外利益，避免重复征税；三是改善企业对外投资服务，加强对外投资信息、法律、融资、保险等服务。四是以放开跨境投资管制为突破口，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推进外贸体制改革。一是完善出口退税制度。改变现行的对本土上游产品歧视性的出口退税制度。改革不合理的由地方分担部分出口退税的规定，由中央财政统一负担出口退税；二是开展创新海关特殊监管区政策与监管模式改革试点，打造国际研发、国际制造、国际贸易、国际物流、国际结算和国际维修中心等“六大中心”；三是继续深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改革；四是开展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不同监管部门联合查验，降低收费，提升通关效率，降低贸易成本；五是以暂定税率方式，推行结构性降低关税；六是结合垄断性行业改革，在存在进口特许权领域放松进口权管制，引入更多竞争；七是以中日韩自贸区和地区全面伙伴关系(RCEP)为重点，谈判建立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区，推动国内相关体制的全面改革。

加快对外谈判体制改革，提高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能力。一是改进涉外经济贸易政策决策协调机制。改革现行具有“一票否决权”特点的部门会签制度，实行牵头部门负责制；二是加快改革自由贸易区谈判机制，打破既得利益阻碍，完善产业救济机制；三是改革涉外人事制度，在我国政府机构与国际组织间建立人才双向流动的机制，鼓励中国公民进入国际组织，增强我国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四是建立智库参与涉外经济决策的机制，增强我国在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中的倡议能力；五是完善应对贸易投资摩擦机制。

《经济参考报》：通过您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到，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确还可以创造新的巨大红利。

隆国强：是的。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既是改革，也是开放。只有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打造对外开放升级版，同时倒逼国内经济体制改革，释放改革红利。记者金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