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点上班，2点下班，一天工作5个小时，这就是普通希腊人一天的工作时间，即使在债务危机下失业率高企，希腊人也不愿改变这种工作方式。

希腊只是欧洲大陆的一个缩影，高额的工资、良好的养老制度和失业保险，让欧洲成为“提供保护的欧洲”。

但是高福利之树却结出了“苦果”。提高福利本身没有错，但当福利提高超过了经济发展的能力时，借贷就成了欧洲各国维系高福利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当借贷雪球越滚越大，赤字难堪重负时，债务危机便随之而来。

欧债危机的爆发，证明欧洲提供了福利制度上的失败样本。与欧洲不同，中国的福利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更谈不上高福利。但与欧洲类似，中国也面临老龄化的威胁，甚至未来更加严重。中国式福利制度究竟应该如何设计？对此，有专家提出，中国未来应该建立中等福利制度，就是要使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加大社会公共保障的支出；同时，也要注意国情差异，吸取欧美过度信贷消费、寅吃卯粮导致的教训。尤其是建立福利制度不能超越国情，收入增长与劳动生产力增长要同步。

高福利催生社会怪相

欧洲人曾为自己的社会福利模式感到自豪。常休假、早退休、全民医疗保险和完善的福利待遇，使欧洲人享受着悠然自得的生活，这也颇为被各国尤其是亚洲国家艳羡。

一位西班牙汽车司机就这样表述对加班的厌恶，“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为什么还要加班呢？”在欧洲各国，即使付出数倍的高昂加班费用，也很难租到客运车。

周六、周日，在德国、法国、西班牙和希腊，中国证券报记者所到之处，多数商店大门紧闭。

在希腊人们只愿意工作到下午两点，之后商店就会关门大吉，而现在正值法国的打折季，周末也只有巴黎香街的店铺会部分营业，而德国周日整条大街上往往空无一人。

街上唯一开门营业的是中国人开的餐馆。“欧洲的人们看重生活的质量，他们不会为工作、为赚钱而牺牲自己的时间。”在欧工作的华人们对此早已见怪不怪。

过高的福利制度催生了养懒汉的状态。欧洲的缺勤率平均达到10%，瑞典高达20%，而日本仅为2%。德国前总理、经济学家艾哈德曾说，福利国家使我们不必依靠自己的努力，而是依靠国家，这会使经济发展失去动力。

在人们开始厌恶工作的同时，却不断要求增加工资。希腊、西班牙在进入欧元区工资增长非常快，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高福利的工资增长。希腊即使陷入危机，但是每年仍旧可以拿到14个月的工资。

此外，人们不愿意工作，年轻人宁肯失业也不愿意去找工作。有人说，欧洲已经成为一个老年人的社会，对成熟工人的保护，让年轻人无法进入社会，剥夺了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当在谈论欧洲失业率不断走高的趋势时，却不要忽视，欧洲年轻人的失业率甚至要比整体失业率高5-10个百分点。

一位欧洲问题专家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养老保险、工伤事故保险、失业保险、护理保险、子女补贴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保障了欧洲人的生活标准及质量，即使到退休后或者失业后其生活质量也不至于大幅度下降。很多欧洲的年轻人正在沦为失落的一代。一些年轻人不愿就业，开始吸毒、贩毒、抢劫、乞讨，欧洲国家的不稳定因素正在上升，社会治安急剧下降。

欧洲丰厚的福利待遇使失业人员比在职人员过得更滋润。比如在法国许多家庭的收入总额中，所获得的福利金甚至高于薪金。有了高福利的社会制度，很多法国年轻人更愿意去钻制度的空子。人们一边拿着失业保险金，一边去黑市打黑工。这样获得的收入比一个工人的工资还要高。

高福利酿下“苦果”

令人羡慕的高福利体制犹如“双刃剑”，既给欧洲人带来了优裕的生活，减少了社会矛盾，但同样也存在不可避免的问题。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欧洲看到，现在欧洲的企业税相当高，以至于不少人认为当老板还不如当雇员赚得多。正是这种严格的法律保证了政府足够的社会福利基金，但也使企业解雇员工变得既困难又昂贵，整个企业的投资成本也大大提高。

结果，欧洲较之美国在吸引境外投资和带动经济活跃上缺乏竞争力。而且这也影响了欧洲的就业，美国人失业后常常能在几个月甚至几周内找到工作，在欧洲，失业者想再获得就业机会常常要等几年。

此外，“二战”后出生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就业越来越少，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当人们开始从政府领取养老金的时候，政府发现无力承担这样的负担。即使不断加大税收力度，对于高昂的福利制度来说仍旧是杯水车薪，所以欧洲国家只能将维持高福利建立在国家四处举债的基础上。

比如没有税收保障的希腊政府靠的就是借债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尤其是加入欧盟后借款利率较低，希腊一口气借了3000亿欧元，直到欧债危机后，世界才突然发现希腊政府预算赤字已经高达GDP的13.6%、政府总债务占到GDP的116%。

当借贷雪球越滚越大，赤字难堪重负时，债务危机便随之而来。

在去年底和今年上半年希腊债务危机如火如荼之时，欧洲各国政府试图削减福利。在习惯了少劳动、多获得的“美好”生活后，再要养尊处优的欧洲人去过节衣缩食的日子——哪怕只是稍减油盐，都已变得难以容忍。

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希腊债务危机导致希腊公务员、银行员工、高中生、老人游行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当法国雪铁龙汽车打算关停部分生产线，希望工人到更远的地方上班时，工人也在通过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表达着不满。

高福利之树结出了苦果。一个德国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就好比一个母亲四处借钱，让自己的孩子好吃好住。久而久之，孩子也丧失了工作的动力。当紧缩财政需要进行救助的时候，欧洲人需要勒紧裤带生活，但是民众对此并不满意。“这就像自行车的棘轮，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德国施罗德政府就因为财政紧缩改革而被迫下台。

建立中国式福利制度

“我知道中国也在完善自己的福利制度，但是欧洲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在飞机上，一个法国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

他表示，欧洲现在是一个迟暮的欧洲，人们过于懒惰，没有工作的激情，这不同于亚洲，欧洲非常羡慕中国，在那里人们一直在高效的工作，非常忙碌。人们付出了很多，但是并没有无休止地向政府索取，中国的福利模式设计应该避免这个陷阱。显然，这只是一个旁观者的看法，但中国怎样既能提高目前明显偏低的福利水平，又避免落入财政危机，这可能是未来制度设计上的一个极大难题。

尤其是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我国2030年前后将进入人口老龄化高峰，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养老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出现的，而且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快。这意味着我们要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解决比发达国家还要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一般来说，老龄化社会可以持续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这将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严峻挑战。在洪峰来临之前，目前亟待从制度设计上作出部署和安排。

专家表示，不能因为欧洲“高福利”有问题了，我们就不继续进行下去。我国还要进一步扩大社会公共服务覆盖面、提高保障力度。“我们还远远没达到福利制度的理想状态”。

江苏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宋林飞提出一个观点：“高福利”不能搞，“低福利”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符合，那么我们可以搞“中福利”。具体而言，就是要使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加大社会公共保障的支出；同时，也要注意国情差异，吸取欧美过度信贷消费、寅吃卯粮导致危机的教训。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刘志彪则提出，在建设中国福利时，“不能超越国情，收入增长与劳动生产力要同步”。总的原则就是收入上升速度必须控制在劳动生产力上升范围内。他认为，为了避免类似欧洲高福利带来的后果，我们的福利制度设计要与财富供应相适应，保持工资增长速度与劳动生产力速度同步增长，不能超过劳动生产力增长速度。

专家认为，短期来看，中国的福利制度需要保证分配上的公平，社保资金的有效保值、增值。然而，从三十年甚至五十年来看，未来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和随之降临的人口高度老龄化将会给中国社会的养老问题带来巨大的结构性难题。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指出，中国将不得不面对与发达国家一样的老龄化代价，但中国的人均财富与收入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零头，如何在财政可持续性下，使得我们的养老资源得到公平分配和合理保障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避免养老保障制度、养老金制度“碎片化”的同时，必须预见到未来中国可能面临的巨额养老赤字引发的财政危机。

一位德国年轻人就告诉我们，欧洲流行的说法是“现在退休的人是最舒服的”，再过一二十年退休的人是否还能拿到高额的养老金，就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了。随着人口平均寿命的增长，像德国这样的国家，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85岁左右，但新生人口又比较少，年轻人就业无力支持庞大的银发养老，“所以很多欧洲国家只能不断延长退休年龄。”

有专家指出，对于中国，这几年由于青年人就业压力比较大，恐怕不会马上出现大幅度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但如果再过十年或者更长一点，人口红利锐减甚至消失了，必须要有一些措施。比如除了逐步适当地延长退休年龄，还可以增加教育时间，包括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等措施。尽管现在还不会出台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但是一定要做好这种准备。此外，适当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像法国一样，鼓励生育，提高出生率，让更多年轻人劳动产出以支持未来养老缺口。

（来源：中国证券报 编辑：刘世东）